仅靠关公是不够的
现代社会,若真有关羽这样的信义之神,他手中的武器也不该再是“青龙偃月刀”,而是健全的法治和公正的舆论监督。公元220年,蜀将关羽在麦城中伏被擒杀,孙权传匣献首洛阳,曹操用乌木刻其身躯,以诸侯礼葬之。孙权见计未果,也以诸侯礼葬关羽尸骸于当阳。反倒是蜀汉本家,并未马上给误军失地的关羽谥号,而是直到刘禅时期才追谥上了含义复杂的“壮缪”。以蜀汉将领的身份在死后得到三分天下的另两家如此礼遇,只是关羽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巨大文化符号所奏响的序曲。
关公附着着人们共同的需求
作为一员武将,关羽被逐渐神化的过程,也是中央王朝和民间社会共同确认伦理规范的过程。
对官方来讲,关羽深明《春秋》大义,虽有愚忠之虞,但其气节终究可歌可泣。对民间信仰中的神祗给以封号,并将其纳入国家正祀系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央对地方进行有效治理的一种手段。
对于民间来讲,关羽的忠义守信使得他成为维持一个团体的象征符号。商会、堂口及各种流民集团,当他们无法以血缘作为天然的链接,或没有成文的法律来规制彼此间的行为,这种深具道德约束力的“诚”与“义”,无疑是团结起一个陌生人集团最原始也最有效的律令。当庙堂之上的天子、乡野之中的良民、江湖之远的浪子都尊崇着同一位神祗时,不论其各自目的为何,关羽身上已经附着了他们共同的需求,一些道德共识已然形成。
当人人都变成了机会主义者
近百年间,这个古老的国家之前的一整套以宗法和神秘主义为基础的社会规则全面溃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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