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直面现实 作改革家
与利益集团较量,王安石毫不退缩,他是真正的时代斗士。
欲客观评价王安石以及他的改革业绩,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了解北宋立国百年后的局势。宋朝在中国历史上被划进完整统一的朝代,实在有些勉强。从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中突兀崛起的赵宋,开国之初面对的就是破碎山河。
赵匡胤兄弟尽全力行武功,最终版图不及盛唐的四分之一。而且与之对峙的政权全都强横雄壮,堪谓“强敌环伺”。宋太宗赵匡义两次北征大辽,均以大败收场,主动征讨的结果换来对契丹人的屈膝求和。明人章衮在《书临川文集后》中有一段话,精辟地描述当时的状况:
“宋之有天下,燕云尽失。契丹已强于北,元昊继起,兵力又夺于西。不能数战,则其势不得不出于求和。转输金缯,每岁不赀。卑礼甘言,惟恐挑祸。汉之文景,国辱而民不困,时则有文景之辱而无文景之利,此盖凛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势也。”
与顽固派较力
王安石生活的真、仁、英、神四朝,比起高祖、太宗时期,每况愈下。
真宗之初,便有澶渊之盟,每年向辽贡奉大量银帛。为国防计,北宋养了一支一百多万人的军队,军费开支竟占政府岁人近八成之巨。而这支庞大的军队却毫无战斗力,骑兵不会骑马,水师不习水战。汇拢了几十万大军,与敌对阵,两军未接,昕到敌军的号角,军士们就吓得两腿打战。国内的经济情况也岌岌乎可危,地方豪强兼并土地,致使贫富差距悬殊,失去土地的农民还背负着赋税负担,不时激起民变。
这即是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民困国辱,比之于晚清犹有不如。王安石精研经史,结合实践,调查国情民情,多年思考的结果是只有变法一径方能够救国救民。
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朝廷本意是简拔经世致用之才,但读书人走的却是经史、诗文的路线,选拔出来的人才中不乏聪颖之辈,但善于经纶世务者却鲜见。比如王安石“一生的政敌”司马光,是第一流的史家,他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编年体史录。从这套巨著的书名即可知道司马光精研历史的目的,也是以史为鉴,帮助治理国家,但他本人的治国策略却极其可疑。再如苏轼,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身上汇集着许多中国读书人的最优秀品质;再如文彦博,“文彦博灌水浮球”的故事可与“司马光砸缸”相媲美,直到今天还是聪明少年的化身符号,可是他们于治理国家完全外行。
面对当时的局势,司马光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此其谓保守。他在另一件重大决策中的见解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元丰年间,沈括、种谔(种字读虫音)艰苦奋战从西夏人手中收复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座军寨,司马光却因恐西夏人为保自身安全而谋划出兵再攻取,居然拱手奉还了。司马光的意见,得到了另一个聪明人文彦博的赞同。这种有辱国体的事,纵然是满清的颟顸诸臣也做不出来。再看看苏东坡的一段怪论:“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求于短而亡。”又说,“合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
苏东坡的这段怪论,也许可以让后人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的中国可以出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口号——意识形态决定一切。但真正吊诡的是:这种口号在20世纪被提出之时,却是王安石被当作法家而予颂德之际。
比较,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到王安石的雄才大略。看看砸缸的司马光、浮球的文彦博、“大江东去”的苏东坡具有怎样的治国方略,就能比较出王安石建立在全面运筹、精心策划上的政策为什么是进步的、科学的。
王安石是那个时代的斗士。
富国强民 道术并举
王安石既有超拔的哲学思维,也有具体的实践方略。
先看王氏的哲学思想,这是他治理国家的理论基础。他在《老子注》中说,“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一般认为体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最早由与王安石同时代的程颐提出的。但二者所提的“体”“用”概念并不相同,王安石的这段关于体用的论述,到了晚清,被张之洞重新包装加深阐述后,再拿出来,构成了同光间的最重要思想。洋务运动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根源可以直溯到王荆公。
体不动,用则变。既可维护国家道统,又可随机应变,扭转颓势。王安石的榜样是商鞅和吴起,他建议神宗皇帝:“陛下看商鞅所以精耕战之法,只司马迁所记数行具足。”商鞅在秦国的强力变法,直接加强了国力,为多年以后秦吞并宇内,打下坚实基础。但要知道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对商鞅的评价极恶,云“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并且“少恩”,“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商鞅最后的下场是车裂而死。由此可知,王安石劝说神宗变法,仿效当年公孙鞅的先例,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行。
变法的前提之一,要有足够的人才。作为统划全局,这是必须考虑的内容。当神宗继位之初,王安石果敢地写下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文中直陈:
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
这是超越了时代的锐利思想。须知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直至清末才一改千年陈法,而真正有效的取士方法,迄今犹未完全解决。但王安石的取才原则却在今天仍然可以运用。对于人才,王安石提出“教、养、取、任”四种“道”,概括了培养、选拔、任命的方法。有了执行改革的干部,就可以着手落实具体的改革方案。变法的目的就是富民富国强兵,先要打下经济基础,这是此次变法的主要部分。具体而言,首先要为民理财,富国富民。于是熙宁变法之初,先设立一个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一个决策机构,相当于“变法委员会”,由王安石亲自主持。继而颁定市易法、均输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等新法,这些新法的指导思想是百姓不增加赋税而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减少皇家、贵族、地方强豪的特权,国家政权参与到日常的经济生活中。
今人常说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初就是专指神宗一朝熙宁变法的财政政策而言。从经济学上来看,这是政府对经济的严重参与,不仅仅是宏观上的指导与调控。此项举措以致后来苏联的普列汉诺夫,曾误以为王安石在11世纪的中国就推行了土地国有化。
依王安石的计划,在经济基础打牢以后,还将有一系列的军事计划,他念念不忘的是要恢复盛唐旧貌,根本上解决西夏与契丹等边事。强化军事,须先从精简军队人手。王安石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轻易裁减军队,很容易因大量复员军人回乡后无所事事,而导致社会动乱,因而需要一步步落实。
然非常遗憾的是,因为改革触动了利益集团的根本,遭到强大的阻击与反抗,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这次改革的案例为后世改革者,留下了“资治”的最佳教材。, 百拇医药(西江月)
欲客观评价王安石以及他的改革业绩,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了解北宋立国百年后的局势。宋朝在中国历史上被划进完整统一的朝代,实在有些勉强。从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中突兀崛起的赵宋,开国之初面对的就是破碎山河。
赵匡胤兄弟尽全力行武功,最终版图不及盛唐的四分之一。而且与之对峙的政权全都强横雄壮,堪谓“强敌环伺”。宋太宗赵匡义两次北征大辽,均以大败收场,主动征讨的结果换来对契丹人的屈膝求和。明人章衮在《书临川文集后》中有一段话,精辟地描述当时的状况:
“宋之有天下,燕云尽失。契丹已强于北,元昊继起,兵力又夺于西。不能数战,则其势不得不出于求和。转输金缯,每岁不赀。卑礼甘言,惟恐挑祸。汉之文景,国辱而民不困,时则有文景之辱而无文景之利,此盖凛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势也。”
与顽固派较力
王安石生活的真、仁、英、神四朝,比起高祖、太宗时期,每况愈下。
真宗之初,便有澶渊之盟,每年向辽贡奉大量银帛。为国防计,北宋养了一支一百多万人的军队,军费开支竟占政府岁人近八成之巨。而这支庞大的军队却毫无战斗力,骑兵不会骑马,水师不习水战。汇拢了几十万大军,与敌对阵,两军未接,昕到敌军的号角,军士们就吓得两腿打战。国内的经济情况也岌岌乎可危,地方豪强兼并土地,致使贫富差距悬殊,失去土地的农民还背负着赋税负担,不时激起民变。
这即是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民困国辱,比之于晚清犹有不如。王安石精研经史,结合实践,调查国情民情,多年思考的结果是只有变法一径方能够救国救民。
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朝廷本意是简拔经世致用之才,但读书人走的却是经史、诗文的路线,选拔出来的人才中不乏聪颖之辈,但善于经纶世务者却鲜见。比如王安石“一生的政敌”司马光,是第一流的史家,他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编年体史录。从这套巨著的书名即可知道司马光精研历史的目的,也是以史为鉴,帮助治理国家,但他本人的治国策略却极其可疑。再如苏轼,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身上汇集着许多中国读书人的最优秀品质;再如文彦博,“文彦博灌水浮球”的故事可与“司马光砸缸”相媲美,直到今天还是聪明少年的化身符号,可是他们于治理国家完全外行。
面对当时的局势,司马光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此其谓保守。他在另一件重大决策中的见解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元丰年间,沈括、种谔(种字读虫音)艰苦奋战从西夏人手中收复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座军寨,司马光却因恐西夏人为保自身安全而谋划出兵再攻取,居然拱手奉还了。司马光的意见,得到了另一个聪明人文彦博的赞同。这种有辱国体的事,纵然是满清的颟顸诸臣也做不出来。再看看苏东坡的一段怪论:“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求于短而亡。”又说,“合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
苏东坡的这段怪论,也许可以让后人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的中国可以出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口号——意识形态决定一切。但真正吊诡的是:这种口号在20世纪被提出之时,却是王安石被当作法家而予颂德之际。
比较,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到王安石的雄才大略。看看砸缸的司马光、浮球的文彦博、“大江东去”的苏东坡具有怎样的治国方略,就能比较出王安石建立在全面运筹、精心策划上的政策为什么是进步的、科学的。
王安石是那个时代的斗士。
富国强民 道术并举
王安石既有超拔的哲学思维,也有具体的实践方略。
先看王氏的哲学思想,这是他治理国家的理论基础。他在《老子注》中说,“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一般认为体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最早由与王安石同时代的程颐提出的。但二者所提的“体”“用”概念并不相同,王安石的这段关于体用的论述,到了晚清,被张之洞重新包装加深阐述后,再拿出来,构成了同光间的最重要思想。洋务运动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根源可以直溯到王荆公。
体不动,用则变。既可维护国家道统,又可随机应变,扭转颓势。王安石的榜样是商鞅和吴起,他建议神宗皇帝:“陛下看商鞅所以精耕战之法,只司马迁所记数行具足。”商鞅在秦国的强力变法,直接加强了国力,为多年以后秦吞并宇内,打下坚实基础。但要知道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对商鞅的评价极恶,云“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并且“少恩”,“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商鞅最后的下场是车裂而死。由此可知,王安石劝说神宗变法,仿效当年公孙鞅的先例,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行。
变法的前提之一,要有足够的人才。作为统划全局,这是必须考虑的内容。当神宗继位之初,王安石果敢地写下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文中直陈:
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
这是超越了时代的锐利思想。须知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直至清末才一改千年陈法,而真正有效的取士方法,迄今犹未完全解决。但王安石的取才原则却在今天仍然可以运用。对于人才,王安石提出“教、养、取、任”四种“道”,概括了培养、选拔、任命的方法。有了执行改革的干部,就可以着手落实具体的改革方案。变法的目的就是富民富国强兵,先要打下经济基础,这是此次变法的主要部分。具体而言,首先要为民理财,富国富民。于是熙宁变法之初,先设立一个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一个决策机构,相当于“变法委员会”,由王安石亲自主持。继而颁定市易法、均输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等新法,这些新法的指导思想是百姓不增加赋税而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减少皇家、贵族、地方强豪的特权,国家政权参与到日常的经济生活中。
今人常说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初就是专指神宗一朝熙宁变法的财政政策而言。从经济学上来看,这是政府对经济的严重参与,不仅仅是宏观上的指导与调控。此项举措以致后来苏联的普列汉诺夫,曾误以为王安石在11世纪的中国就推行了土地国有化。
依王安石的计划,在经济基础打牢以后,还将有一系列的军事计划,他念念不忘的是要恢复盛唐旧貌,根本上解决西夏与契丹等边事。强化军事,须先从精简军队人手。王安石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轻易裁减军队,很容易因大量复员军人回乡后无所事事,而导致社会动乱,因而需要一步步落实。
然非常遗憾的是,因为改革触动了利益集团的根本,遭到强大的阻击与反抗,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这次改革的案例为后世改革者,留下了“资治”的最佳教材。, 百拇医药(西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