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铎金声 清华人文一百年
清华之于中国，是百年的辉煌与厚重，尤其是人文精神。
冯友兰尝言：“清华从游美学务处发展到现在，其发展的过程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史不仅有一校的意义，而且是反映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
的确，百年春秋，这一座人文荟萃、毓秀钟灵的清华园，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经历了一次次凤凰涅桨的重生，在无数的“光荣与梦想”中见证了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沧桑历程。
知耻而后勇
清华的诞生，最初乃是清政府利用美国政府“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而办起的留学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在美国，又通常叫做“赔款学校”；清华的“乳名”带着国耻的烙印，然而沉重的起点却书写了一段“痛苦与骄傲交织”的历史。
1911年4月1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急于向西方学习的清华人几乎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搬到清华来”。 这也成为学校追求的目标：从学校设施、管理体制到对学生的培养，无一不是美国式的。校园内所见之“四大建筑”，即图书馆、大礼堂、体育馆与科学馆，都是根据美国工程师的图纸建造起来的；学生所研习的各门功课，也主要是根据美国中学及大学课程内容而设置，包括全英文讲授的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课程。在学校范围内，英语代替了汉语，除了少数几门国学课是用汉语讲授外，其余的大部分课都用英语讲授。学校的行政会议、报告、期刊、校长或中外名人在学校的讲演、学生自己组织的辩论会等也都采用英语。更有甚者，早期的清华学校的校歌也是由一位美国女教师写的英文歌词。难怪乎，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参观清华之后有“清华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之叹。此言是褒是贬，颇具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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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任何一个学校都需要创造并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独立的，而非从属的，她是遭遇艰难曲折时进发出的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和奋斗力。当洗刷国耻的迫切与热忱回归到理性的审视与思考，清华人开始寻找着一种属于清华的精神，探寻一条学术独立之路。最具标志性的，是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作的《君子》讲演，他借用《周易》中的话提出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清华人“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此后，清华学校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校训，并将这八个字刻于校徽之上，永久流传。时至今日，这八个字仍是清华校训，师生以此自律，视其为“清华精神”之精髓，代代相传。
从1913年10月清华送出去第一批留美生到1929年清华留美预备部结束，清华学校先后选送留美生总计1099人，还有各种津贴生、官费生以及“袁氏后裔生”549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学成回国，并成为我国各界，特别是科学、文化和教育界的栋梁之才。侯德榜、金岳霖、吴宓、陈达、茅以升、叶企孙、陈岱孙、闻一多、潘光旦、梁实秋、梁思成、顾毓琇、周培源、高士其、王力、马寅初等就是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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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人文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建成国立清华大学。这是清华学术走向独立的起点。梁启超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中直言，留学预备学校时期是清华的第一期事业，“于模仿裨贩上实已有相当之成绩”，但是“中国学问界决不以此为满足，自今以往，应渐脱离模贩时期，入于独立时期”。
梁任公看似平常的几句话却起到振聋发聩的功效，给清华的发展带来了莫大的助力。1925年，在学术独立的呼声中，清华国学研究院应运而生，一改清华建校以来忽视中国文化的风气。在国学研究院，最受瞩目的要算是“国学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他们秉承着“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治学理想，开创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境界。一时间，清华国学院成为国学研究的“重镇”，并培养了一批“国学”人才——后人称之为“清华学派”，清华国学院也由此被人们视为“现代学术发展的两个里程碑”之一。
, http://www.100md.com 1929年，基于种种原因，煊赫一时的“清华国学院”结束了其短短四年的历史。但其传统却并没有就此中断，学术薪火正因她培养的一大批“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的国学人才而得以绵延。随后建立的文学院与国学研究院一脉相承，人文精神在此继续发扬光大，学术巨擘在此荟萃云集。中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杨树达，刘文典、俞平伯、陈寅恪(与历史系、哲学系台聘)、王力，外文系的吴宓、瑞恰慈、叶公超，哲学系的金岳霖、邓以蛰、张荫麟(与历史系合聘)，历史系的雷海宗、吴晗，社会学系的陈达、潘光旦等教授，哪位不是声名显赫!如今，在夜阑人静时，路过清亭。闻亭，仍能依稀感到当年清华人文的流风余韵。
也许今天的人们更多地知道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而无法想象清华当年“长剑如花，白衣胜雪”的人文盛况。人文学科确曾是清华的半壁江山。它不仅是清华校史上的辉煌一页，也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时至今日，清华文科虽得以重建，但清华的人文学者们苦苦追求的恐怕还是那“断裂已久”的人文精神吧。
大学与大师的哲学
, 百拇医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个“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年代，政治势力不断侵入学术界，洁白的二校门似乎已无法隔断尘世的喧嚣。清华经历校长多次更迭和长达11个月的空缺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位试手补天的人物——梅贻琦。梅贻琦是天津严氏家塾(即南开学堂)张伯苓先生的得意高足，第一批留美学生。梅贻琦的到来，使清华的局面发生很大变化。他执掌清华的近二十度春秋正是清华奠定根基、彪炳校史的黄金时代。
1931年，梅贻琦在接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曾慷慨激昂地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他看来，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大学要向高深方向发展，大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自赴任之日起，梅贻琦便“以师资为努力奔赴之第一事”。
同是学者的梅贻琦懂得怎样礼遇文人，而他对知识的尊莺及其对文人共同理想的追寻，使清华在短短数年间，荟萃了众多的人文星辰与学界泰斗。其中有学术巨匠陈寅恪，语言学专家赵元任、王力，哲学界名教授冯友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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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梅贻琦“大学与大师”的办学思想，在其著名的《大学一解》中，有更加精彩的发挥：“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他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虽自西洋移植而来，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精神源于大师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及学生跟随大师“从游”而成的自谋修养。因而，在学生培养方面，清华尤为重视“通才教育”。
梅校长真正意识到中国大学教育的意义所在，并把这种思想，贯彻到一所大学的发展中。在他主持清华期间，清华大学本于中国文化的厚土，吸收了西方的学术体制与理念，从留美预备学校的框架中脱颖而出，形成独立的风格和传统，在国内外声名鹊起，跻身于世界著名学府之林。
不是科技，是科教
当时与图书馆、大礼堂、体育馆并称为清华四大建筑的科学馆，它在建筑上也同样是采用了当时美国流行的校园建筑风格，砖混结构、外形对称、比例端庄，其立面也是分成三段，点缀石柱，还模仿文艺复兴时的门窗、檐口、基座。从其建筑艺术而言，可以说是“洋为中用”，从其使用功能上来讲却有着自己的独特与神奇，我们抛开它所具备的科研及教学功能不说，仅它楼下的空调大风机就让当时的人们惊讶不已，因为只要一看到这个大风机旋转，无论是什么季节，整个馆里总会四季如春，舒适宜人。
这个“科学馆”是理学院所在地，借用钱三强的话来说，“这里曾是中国理科教学和研究的中心”。一段时间以来，在理学院院长、人称“科学馆主”的叶企孙和吴有训等主持下，清华因此聚集了众多的理科教育家，也培养滋养了王淦昌、钱三强、华罗庚等众多杰出科学家。
今天的清华，仍是多少人的向往、多少人心中的圣殿，哪怕无缘在这里读书，就是看上一看、走上一走，都是一种人文精神上的熏陶。, 百拇医药(代安)
冯友兰尝言：“清华从游美学务处发展到现在，其发展的过程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史不仅有一校的意义，而且是反映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
的确，百年春秋，这一座人文荟萃、毓秀钟灵的清华园，在跌宕起伏的历史中经历了一次次凤凰涅桨的重生，在无数的“光荣与梦想”中见证了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沧桑历程。
知耻而后勇
清华的诞生，最初乃是清政府利用美国政府“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而办起的留学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在美国，又通常叫做“赔款学校”；清华的“乳名”带着国耻的烙印，然而沉重的起点却书写了一段“痛苦与骄傲交织”的历史。
1911年4月1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急于向西方学习的清华人几乎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搬到清华来”。 这也成为学校追求的目标：从学校设施、管理体制到对学生的培养，无一不是美国式的。校园内所见之“四大建筑”，即图书馆、大礼堂、体育馆与科学馆，都是根据美国工程师的图纸建造起来的；学生所研习的各门功课，也主要是根据美国中学及大学课程内容而设置，包括全英文讲授的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础课程。在学校范围内，英语代替了汉语，除了少数几门国学课是用汉语讲授外，其余的大部分课都用英语讲授。学校的行政会议、报告、期刊、校长或中外名人在学校的讲演、学生自己组织的辩论会等也都采用英语。更有甚者，早期的清华学校的校歌也是由一位美国女教师写的英文歌词。难怪乎，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参观清华之后有“清华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之叹。此言是褒是贬，颇具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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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任何一个学校都需要创造并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是独立的，而非从属的，她是遭遇艰难曲折时进发出的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和奋斗力。当洗刷国耻的迫切与热忱回归到理性的审视与思考，清华人开始寻找着一种属于清华的精神，探寻一条学术独立之路。最具标志性的，是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作的《君子》讲演，他借用《周易》中的话提出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清华人“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此后，清华学校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校训，并将这八个字刻于校徽之上，永久流传。时至今日，这八个字仍是清华校训，师生以此自律，视其为“清华精神”之精髓，代代相传。
从1913年10月清华送出去第一批留美生到1929年清华留美预备部结束，清华学校先后选送留美生总计1099人，还有各种津贴生、官费生以及“袁氏后裔生”549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学成回国，并成为我国各界，特别是科学、文化和教育界的栋梁之才。侯德榜、金岳霖、吴宓、陈达、茅以升、叶企孙、陈岱孙、闻一多、潘光旦、梁实秋、梁思成、顾毓琇、周培源、高士其、王力、马寅初等就是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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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人文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建成国立清华大学。这是清华学术走向独立的起点。梁启超在《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中直言，留学预备学校时期是清华的第一期事业，“于模仿裨贩上实已有相当之成绩”，但是“中国学问界决不以此为满足，自今以往，应渐脱离模贩时期，入于独立时期”。
梁任公看似平常的几句话却起到振聋发聩的功效，给清华的发展带来了莫大的助力。1925年，在学术独立的呼声中，清华国学研究院应运而生，一改清华建校以来忽视中国文化的风气。在国学研究院，最受瞩目的要算是“国学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他们秉承着“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治学理想，开创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境界。一时间，清华国学院成为国学研究的“重镇”，并培养了一批“国学”人才——后人称之为“清华学派”，清华国学院也由此被人们视为“现代学术发展的两个里程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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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今天的人们更多地知道清华是“工程师的摇篮”，而无法想象清华当年“长剑如花，白衣胜雪”的人文盛况。人文学科确曾是清华的半壁江山。它不仅是清华校史上的辉煌一页，也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时至今日，清华文科虽得以重建，但清华的人文学者们苦苦追求的恐怕还是那“断裂已久”的人文精神吧。
大学与大师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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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个“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年代，政治势力不断侵入学术界，洁白的二校门似乎已无法隔断尘世的喧嚣。清华经历校长多次更迭和长达11个月的空缺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位试手补天的人物——梅贻琦。梅贻琦是天津严氏家塾(即南开学堂)张伯苓先生的得意高足，第一批留美学生。梅贻琦的到来，使清华的局面发生很大变化。他执掌清华的近二十度春秋正是清华奠定根基、彪炳校史的黄金时代。
1931年，梅贻琦在接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曾慷慨激昂地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他看来，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大学要向高深方向发展，大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自赴任之日起，梅贻琦便“以师资为努力奔赴之第一事”。
同是学者的梅贻琦懂得怎样礼遇文人，而他对知识的尊莺及其对文人共同理想的追寻，使清华在短短数年间，荟萃了众多的人文星辰与学界泰斗。其中有学术巨匠陈寅恪，语言学专家赵元任、王力，哲学界名教授冯友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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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梅贻琦“大学与大师”的办学思想，在其著名的《大学一解》中，有更加精彩的发挥：“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他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虽自西洋移植而来，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精神源于大师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及学生跟随大师“从游”而成的自谋修养。因而，在学生培养方面，清华尤为重视“通才教育”。
梅校长真正意识到中国大学教育的意义所在，并把这种思想，贯彻到一所大学的发展中。在他主持清华期间，清华大学本于中国文化的厚土，吸收了西方的学术体制与理念，从留美预备学校的框架中脱颖而出，形成独立的风格和传统，在国内外声名鹊起，跻身于世界著名学府之林。
不是科技，是科教
当时与图书馆、大礼堂、体育馆并称为清华四大建筑的科学馆，它在建筑上也同样是采用了当时美国流行的校园建筑风格，砖混结构、外形对称、比例端庄，其立面也是分成三段，点缀石柱，还模仿文艺复兴时的门窗、檐口、基座。从其建筑艺术而言，可以说是“洋为中用”，从其使用功能上来讲却有着自己的独特与神奇，我们抛开它所具备的科研及教学功能不说，仅它楼下的空调大风机就让当时的人们惊讶不已，因为只要一看到这个大风机旋转，无论是什么季节，整个馆里总会四季如春，舒适宜人。
这个“科学馆”是理学院所在地，借用钱三强的话来说，“这里曾是中国理科教学和研究的中心”。一段时间以来，在理学院院长、人称“科学馆主”的叶企孙和吴有训等主持下，清华因此聚集了众多的理科教育家，也培养滋养了王淦昌、钱三强、华罗庚等众多杰出科学家。
今天的清华，仍是多少人的向往、多少人心中的圣殿，哪怕无缘在这里读书，就是看上一看、走上一走，都是一种人文精神上的熏陶。, 百拇医药(代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