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撰《柳文指要》一书，在最初的序里，曾称与同样喜欢柳文的老友毛泽东时与往复讨论，深受启发。并指出柳文，“依事著文，期于不溢，一扫昌黎文无的标。泥沙俱下之病”，而自有新意。

    唐宋八大家中，毛泽东评价最多的是韩愈和柳宗元，一生追摹，时加评说，对他们的散文、诗歌创作，得失了然于胸，认为写唐代或中国文学史，绝不可绕开。

    作文以韩愈为师法

    凡是到过韶山毛泽东故居，或对少年毛泽东读书生涯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便精心研读过韩愈的诗文。他自己1936年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说，“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摸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据他自己回忆，在作文方面，他起初颇为崇拜粱启超那种“笔墨常带情感”的政论文体，但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先生却劝他改学“韩文”，以增加文章的厚重渊奥之气。遵从业师的规劝，毛泽东特意买来一本廉价且已破损的《韩昌黎全集》，并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一部精善的《韩愈集》进行校勘、修补，并做了大量的笔记。

    当时也在湖南一师，与毛泽东同学的周士钊，后来也回忆说：“毛泽东对韩愈诗文的词汇、句读、章节乃至全文之旨。皆细心揣摩研究以求完全领会，大部分诗文他都能够背诵如流。”韶山毛泽东故居博物馆今存的毛泽东听课笔记《讲堂录》中，记载了大量韩愈的名言名句以及各种释读和评论，均可想见少年毛泽东的勤勉及好学。

    新中国成立后，《韩昌黎文集》仍然是毛泽东经常研读的书稿。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在阅读《唐书-李汉列传》时批语：“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