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吐鲁番的主人(1)
一生戎马的大将军张雄怎么也不会想到，去世1300多年后，他的一家四口每天都要被各国旅行者盯着看上好几个小时。张雄生前披甲执剑，守卫那小小的汉族政权，死后又赤条条地躺在博物馆里，用不腐的身躯捍卫吐鲁番曾一度无比兴盛的汉唐史迹。
很久以前，吐鲁番是一片汪洋。但人类文明出现时，这里早已成为深入内陆的一片土地。上古居民们间或地拾到贝壳，也会当做非常珍贵的珠宝装饰在衣服上，大海对于他们来说只存在于想象中。吐鲁番的现实是炎热和干燥，但同时也有天山上的冰川融水，悄然浇灌这片盆地和盆地里的居民。
冰川融水，孕育了世界闻名的葡萄。千热天气，保留下了无数古代千尸。麴氏高昌王国的大将军张雄一家，是吐鲁番最有名气的出土千尸。不但因为这四具千尸保存得非常完好，还跟张雄的身份有很大关系。
吐鲁番被载入史册，是从汉代开始的。在《史记》与《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吐鲁番居民是“车师人”，他们是深眼窝高鼻粱的印欧人种。车师的国都建在一座黄土高台之上。因为河水交于城下，故而汉人称之为“交河”。车师人是外来客，在他们之前吐鲁番是否有土著人已不清楚。汉武帝刚开始经营西域时，车师人帮助匈奴人横加阻挠破坏。于是大汉与匈奴之间，围绕车师展开了5次大战。直到汉宣帝时匈奴日逐王降汉，车师才最终进入大汉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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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盆地里的另一座大城，就是张雄所效力过的高昌。高昌虽和交河一样都是黄土的颜色，但形制大不相同。交河是车师人在黄土台地上抠挖而成，建筑学上称之为“减土法”，而高昌则是在平地上采用夯土的方式建立，与同时期的中原城市相类。
高昌初建于汉武帝时代，当时大将李广利率兵去大宛争夺汗血宝马，兵败而不得入关，只好在吐鲁番盆地屯田。此后近800多年间，高昌统一了吐鲁番盆地诸城，无论是独立还是并入中原政权，一直是由汉族人和汉文化统治，城市规制也是模仿长安。公元8世纪末，回鹘人从吐蕃人手中夺取吐鲁番后，基本上一直效忠中原政权，汉文化也依旧是高昌的主流文化之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275年蒙古叛军将高昌与交河两城一同焚灭。
高昌的汉族人，除了当年屯田于此的汉朝军士后裔之外，还有历代由中原经大漠逃荒、逃难至此的流民。汉族的高昌和西域民族的交河，这两座相距50公里的城市，成了吐鲁番盆地两个政治和文化中心。但很难想象，最终的结局，是孤悬塞外的高昌从身心两方面统一了交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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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南北朝的乱世，高昌这些弃将和流民的子孙们建立起了王国，王权几经易手，最终落到了来自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固区)的麴氏家族手中。麴氏在高昌共传了10代，其间一切政治制度悉用中原模式，继承和发扬汉儒的河西文化也在其辖属范围内得到空前发展。
在吐鲁番博物馆的陈列柜台中，随处可见在高昌城市和墓葬出土的《毛诗》、《论语》断片残文，甚至还有人仿效中原做法，直接用《孝经》随葬。史书上记载，麴氏高昌王的房间内，挂着“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像”，以彰显王室对儒生们的尊敬和倚仗。强势的汉文化，也让王国境内的众多其他民族为之折服。在交河故城康氏家族墓地出土的《龙朔三年康延愿铭记》中，记述墓主人康延愿“其先出自中华”。但根据更深入的考古挖掘才知道，康延愿压根就不是什么中华人士，而是深目高鼻的粟特人。制造“中华”国籍，只是当时的一种潮流罢了。
在高昌城北4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寸草不生的灰黄色土地，如果不是仿唐式建筑和众多的游人与大巴车，没有人会意识到这里埋藏着无尽财宝。这片土地是高昌曾经的公共墓地，现在依照其所在地的乡村名称，被唤作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张雄的古尸，便是在这里出土的，一起出土的，还有石制和木制的人俑、动物俑，美丽的纺织品以及陶制与金属的器皿、装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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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个别随葬的完整经卷之外，在这些古墓中出土的大部分文献，都并非古代吐鲁番人故意留下来的。这些写过字的纸，很多被做成了冥衣，被纳了鞋底，或者被糊在了其他什么地方，纯粹是废物利用。但是考古学家将它们分离、展开，就成了无比珍贵的吐鲁番文书。这些文书都是无意中流传下来的，所以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契约、公文、经卷，甚至还有儿童练毛字用的草稿，故而从某种角度上说，研究价值比敦煌藏经洞的那些经卷更高。
张雄的墓穴是夫妇合葬，其中随葬了大量精美的人俑。这些人俑身着各色绢制服装，有仕女，有宦官，有歌伎，有的骑马，有的跳舞，而且无一例外地都是大唐风范，宛若是唐代上层社会生活的掠影。但张雄出名并非因为这些随葬品，而是因为他曾是高昌末期的两朝元老，统管全国军政。再说说张雄的主人，高昌末代君主麴文泰，他生在隋唐相交的年代，幼年时曾随父王来到中原向隋朝进贡。后来唐代隋立，已当上国王的他，又带着妻子来朝见太宗。唐太宗对他不薄，把他的妻子赐姓李，算作宗亲，相当于和麴文泰攀了亲戚。然而几年之后，麴文泰停止了朝觐，反而和大唐当时的敌人西突厥一起东击伊吾，西掠焉耆，还抢劫唐朝的商队。在张雄妻子的墓表中可以看到，张雄曾力主麴文泰与唐为善，但显然没有得到允诺。最终张雄郁郁而终，死时年仅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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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当时正想打通西域，重现汉时版图，逮住这个机会当然不能放过。他随即下诏讨伐高昌。麴文泰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以为然。他一方面相信突厥人会帮助他抵御，一方面通过他多次去中原的见闻，得出了唐朝的国力不如隋朝，无法跨越大漠来讨伐的结论。谁知，公元640年，快马来报，大唐军队已经穿越大漠，兵临城下，西突厥的大兵却连夜逃跑了。麴文泰凉惧而亡，他的儿子献城投降，高昌、交河等城从此成了大唐的西州。
在高昌尚未平定时，伐高昌的唐军副将姜行本的纪功碑就已经刻出。这块碑上的文字，是中原与西域从大分裂到大一统的过程中，最切中历史脉搏的语句。
“高昌国者，乃是西汉屯田之壁，遗兵之所居，麴文泰即其苗裔也。往因晋室多难，群雄竞驰，中原乏主，边隅遂隔……”
这里面，虽误将难民后裔的麴文泰当做了汉军苗裔，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原乱，则西域失；中原治，则西域归。这一至理，在此后更加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又一次次地被验证。
与交河相比，高昌故城的面积要大得多。再加上并未像交河城那样建在土台之上，故而生满了骆驼刺等抗旱植物，苍蝇和蜣螂也到处飞舞爬行。不过这并不是一幅生机盎然的景象，因为距吐鲁番市区太远，景区又太大太空旷，所以游客稀少。一阵阵热风吹过，身处高昌深处的笔者不住地眩晕。相信当得知大唐军队越过了大漠时，麴文泰就是伴着这种眩晕惊惧而死的。
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身为汉人的麴文泰显然是一个搞分裂、投敌邦的小人嘴脸。但事实上，除了《讨高昌诏》里所谓的“反道败德，幸灾好祸，间谍酋豪，交乱种落”之外，其他文献中罕见他的罪行。相反，麴文泰一朝，对于高昌来说，算是大乱后的复兴。或者可以说，他的悲剧，是在于大国夹缝之中的小国无力抉择自己的历史。但在异族和母邦之中，麴文, 百拇医药(胡元骏)
很久以前，吐鲁番是一片汪洋。但人类文明出现时，这里早已成为深入内陆的一片土地。上古居民们间或地拾到贝壳，也会当做非常珍贵的珠宝装饰在衣服上，大海对于他们来说只存在于想象中。吐鲁番的现实是炎热和干燥，但同时也有天山上的冰川融水，悄然浇灌这片盆地和盆地里的居民。
冰川融水，孕育了世界闻名的葡萄。千热天气，保留下了无数古代千尸。麴氏高昌王国的大将军张雄一家，是吐鲁番最有名气的出土千尸。不但因为这四具千尸保存得非常完好，还跟张雄的身份有很大关系。
吐鲁番被载入史册，是从汉代开始的。在《史记》与《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吐鲁番居民是“车师人”，他们是深眼窝高鼻粱的印欧人种。车师的国都建在一座黄土高台之上。因为河水交于城下，故而汉人称之为“交河”。车师人是外来客，在他们之前吐鲁番是否有土著人已不清楚。汉武帝刚开始经营西域时，车师人帮助匈奴人横加阻挠破坏。于是大汉与匈奴之间，围绕车师展开了5次大战。直到汉宣帝时匈奴日逐王降汉，车师才最终进入大汉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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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盆地里的另一座大城，就是张雄所效力过的高昌。高昌虽和交河一样都是黄土的颜色，但形制大不相同。交河是车师人在黄土台地上抠挖而成，建筑学上称之为“减土法”，而高昌则是在平地上采用夯土的方式建立，与同时期的中原城市相类。
高昌初建于汉武帝时代，当时大将李广利率兵去大宛争夺汗血宝马，兵败而不得入关，只好在吐鲁番盆地屯田。此后近800多年间，高昌统一了吐鲁番盆地诸城，无论是独立还是并入中原政权，一直是由汉族人和汉文化统治，城市规制也是模仿长安。公元8世纪末，回鹘人从吐蕃人手中夺取吐鲁番后，基本上一直效忠中原政权，汉文化也依旧是高昌的主流文化之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275年蒙古叛军将高昌与交河两城一同焚灭。
高昌的汉族人，除了当年屯田于此的汉朝军士后裔之外，还有历代由中原经大漠逃荒、逃难至此的流民。汉族的高昌和西域民族的交河，这两座相距50公里的城市，成了吐鲁番盆地两个政治和文化中心。但很难想象，最终的结局，是孤悬塞外的高昌从身心两方面统一了交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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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南北朝的乱世，高昌这些弃将和流民的子孙们建立起了王国，王权几经易手，最终落到了来自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固区)的麴氏家族手中。麴氏在高昌共传了10代，其间一切政治制度悉用中原模式，继承和发扬汉儒的河西文化也在其辖属范围内得到空前发展。
在吐鲁番博物馆的陈列柜台中，随处可见在高昌城市和墓葬出土的《毛诗》、《论语》断片残文，甚至还有人仿效中原做法，直接用《孝经》随葬。史书上记载，麴氏高昌王的房间内，挂着“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像”，以彰显王室对儒生们的尊敬和倚仗。强势的汉文化，也让王国境内的众多其他民族为之折服。在交河故城康氏家族墓地出土的《龙朔三年康延愿铭记》中，记述墓主人康延愿“其先出自中华”。但根据更深入的考古挖掘才知道，康延愿压根就不是什么中华人士，而是深目高鼻的粟特人。制造“中华”国籍，只是当时的一种潮流罢了。
在高昌城北4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寸草不生的灰黄色土地，如果不是仿唐式建筑和众多的游人与大巴车，没有人会意识到这里埋藏着无尽财宝。这片土地是高昌曾经的公共墓地，现在依照其所在地的乡村名称，被唤作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张雄的古尸，便是在这里出土的，一起出土的，还有石制和木制的人俑、动物俑，美丽的纺织品以及陶制与金属的器皿、装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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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个别随葬的完整经卷之外，在这些古墓中出土的大部分文献，都并非古代吐鲁番人故意留下来的。这些写过字的纸，很多被做成了冥衣，被纳了鞋底，或者被糊在了其他什么地方，纯粹是废物利用。但是考古学家将它们分离、展开，就成了无比珍贵的吐鲁番文书。这些文书都是无意中流传下来的，所以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契约、公文、经卷，甚至还有儿童练毛字用的草稿，故而从某种角度上说，研究价值比敦煌藏经洞的那些经卷更高。
张雄的墓穴是夫妇合葬，其中随葬了大量精美的人俑。这些人俑身着各色绢制服装，有仕女，有宦官，有歌伎，有的骑马，有的跳舞，而且无一例外地都是大唐风范，宛若是唐代上层社会生活的掠影。但张雄出名并非因为这些随葬品，而是因为他曾是高昌末期的两朝元老，统管全国军政。再说说张雄的主人，高昌末代君主麴文泰，他生在隋唐相交的年代，幼年时曾随父王来到中原向隋朝进贡。后来唐代隋立，已当上国王的他，又带着妻子来朝见太宗。唐太宗对他不薄，把他的妻子赐姓李，算作宗亲，相当于和麴文泰攀了亲戚。然而几年之后，麴文泰停止了朝觐，反而和大唐当时的敌人西突厥一起东击伊吾，西掠焉耆，还抢劫唐朝的商队。在张雄妻子的墓表中可以看到，张雄曾力主麴文泰与唐为善，但显然没有得到允诺。最终张雄郁郁而终，死时年仅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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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当时正想打通西域，重现汉时版图，逮住这个机会当然不能放过。他随即下诏讨伐高昌。麴文泰听到这个消息后，并不以为然。他一方面相信突厥人会帮助他抵御，一方面通过他多次去中原的见闻，得出了唐朝的国力不如隋朝，无法跨越大漠来讨伐的结论。谁知，公元640年，快马来报，大唐军队已经穿越大漠，兵临城下，西突厥的大兵却连夜逃跑了。麴文泰凉惧而亡，他的儿子献城投降，高昌、交河等城从此成了大唐的西州。
在高昌尚未平定时，伐高昌的唐军副将姜行本的纪功碑就已经刻出。这块碑上的文字，是中原与西域从大分裂到大一统的过程中，最切中历史脉搏的语句。
“高昌国者，乃是西汉屯田之壁，遗兵之所居，麴文泰即其苗裔也。往因晋室多难，群雄竞驰，中原乏主，边隅遂隔……”
这里面，虽误将难民后裔的麴文泰当做了汉军苗裔，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原乱，则西域失；中原治，则西域归。这一至理，在此后更加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又一次次地被验证。
与交河相比，高昌故城的面积要大得多。再加上并未像交河城那样建在土台之上，故而生满了骆驼刺等抗旱植物，苍蝇和蜣螂也到处飞舞爬行。不过这并不是一幅生机盎然的景象，因为距吐鲁番市区太远，景区又太大太空旷，所以游客稀少。一阵阵热风吹过，身处高昌深处的笔者不住地眩晕。相信当得知大唐军队越过了大漠时，麴文泰就是伴着这种眩晕惊惧而死的。
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上，身为汉人的麴文泰显然是一个搞分裂、投敌邦的小人嘴脸。但事实上，除了《讨高昌诏》里所谓的“反道败德，幸灾好祸，间谍酋豪，交乱种落”之外，其他文献中罕见他的罪行。相反，麴文泰一朝，对于高昌来说，算是大乱后的复兴。或者可以说，他的悲剧，是在于大国夹缝之中的小国无力抉择自己的历史。但在异族和母邦之中，麴文, 百拇医药(胡元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