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几个问题，这位1940年代出生的学者沉吟良久，才徐徐开口回应。比如究竟为什么要执着于找出真相，以及，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他在琥珀色的灯光下沉思半晌，然后跟我们分享思考的成果。周锡瑞的思考如此认真，他的答案如此真诚和亲切。至当时始知，倘若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一个文明、给世道人心、给微弱的理想，提供一些安慰和安全感，那或许就是学问的尊严和学者的精神。因为这些分享，在高峰之上，我们提前看穿了原野。以至于我在翌日寄周先生的感谢信里说，您可能无法想象我们在您那里度过了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

    他说选择中国历史完全是“偶然的”。当年想要寻一个大国作为研究对象，无非中印苏。结果研究印度的老师被肯尼迪派去当了大使；而苏联的一众研究者们看起来满腹牢骚。都不喜欢苏联。研究中国的，就“大不一样”。

    要听不同的声音

    东方养生：搞人文社会科学，重视数据和资料，较之搞情绪搞概念搞观念肯定可靠，不过最近我听说一种可疑的作法，有些人认为，数据或资料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做出不同的解释。这是不是很危险?

    周锡瑞：从概念或从结论出发，再去找资料印证，这种说法和做法国内外都有。当然我不是这样的。义和团的那个研究，就是因为发现山东大学有五六十年代做的实际调查，所以我就决定要到山大去。那肘中美刚刚建交，第一批美国学生到中国来，许多标准还没定下来。地方上也不知道应该给我看什么，不应该看什么。我在山东待了将近半年，才开始看到资料。都需要批文的。我是特别重视原始资料，那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实地调查。

    东方养生：这些可能得益于您早年所受的训练，当年费正清是您的导师，他对悠有这方面的影响幺?

    周锡瑞：对。我所有的导师，都是特别重视原始资料的。我觉得中国比较优秀的老师，也同样非常重视原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