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椿年辅仁往事与记忆
輔仁记忆，既有日据时期的坚守，刚强；也有旧派文人的雅趣，调顺。
记忆，构成人的本质，记忆，也使八自由，因而，人不离不开历史性叙述。
一个特殊的编委会，年龄基本都在80岁以上，他们互称校友，编织三个记忆，即輔仁校友谈輔仁的事、輔仁师生谈社会和社会名家谈輔仁，借助这三条线索，烘托出了一部鲜活的“輔仁往事”。
这段特殊的记忆集丛，让人看到了很多特殊场景、人物、事件、记忆和词语，凭借这些特殊的材料，可以遥望輔仁大学的气象，阅读民国学术史，也可省察今天。《輔仁往事》共5册，由北京輔仁校友会编辑，石椿年老先生作为编委之一，是这部书的见证人。他也是輔仁大学48级经济系的老校友。石先生，坐在自家书桌旁，翻看着一尺多厚的文稿，边指示着每页的要点边悠悠地说：“这些仅是有关輔仁大学的事件与人物索引的记录。”
中西合璧的教会大学
话说1913年，天主教知名人士英敛之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輔仁社，为各省教会培养青年子弟。“輔仁”二字取自《论语•颜渊》中的“以文会友，以友輔仁”一句，当时輔仁社收有学生20余人，课程以“国学”为主。到1917年，輔仁社停办，但它的名字却在之后被輔仁大学沿用。
1925年，美国天主教会士、俄亥俄州西顿大学教授奥图尔到北京和英敛之等人一起筹办北京公教大学。他们选定当时李广桥西街(现定阜大街)10号原旧涛贝勒府为校址，以16万美元租下该地，并开始修建校舍。当年7月，在北京公教大学校内另辟一部开设国学专修科，招收学生，于10月10目开始上课，为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英文、数学等，作为升入大学的预科，这个部门后取名为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輔仁社。
这就是輔仁大学的开端，之后，1925年北京公教大学定名为“私立北平輔仁大学”，并选拔奥图尔为校长，陈垣为副校长，于此，輔仁大学真正开始了它27年的历程，而陈垣也开始陪伴着輔仁大学走过27年，成为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
陈垣是輔仁的一面旗帜
谈輔仁，必然离不开谈陈垣。
石椿年回忆说，老校长是个非常特殊的人，陈垣校长是学校的一面旗帜，对当时师生影响很大。陈垣不仅在做学问方面给很多老师和学生做出了表率，更重要的是陈垣的精神成为了輔仁大学精神，而这些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輔仁大学一届叉一届的学生。
抗日战争期间，当北大、清华等学校转移到西南时，輔仁大学因教会办学的原因成为当时惟一一所在北京继续办学的大学。不仅如此，輔仁大学还在陈垣等人的努力下，争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课本，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门不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这“三不”原则能够一直坚持八年，直到抗战结束，在当时不得不算做一种奇迹。而当时，学生们都知道他们能够依然还在学校里上课，不受日本人控制，这些都和陈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另有一段石椿年搜集的趣闻，敌伪时期的日本人派人监督陈垣讲课。这是位日语教师。陈校长要求听课者必须交作业，这位日本教师拒交作业，受到了陈校长的批评。后来，在陈校长的感召下，这位日本教师居然成为了反对日本侵华的人士，还跟陈校长成了朋友。可见，陈校长的摄受力。
石椿年说，陈垣校长不仅是位史学大家，他更加能网罗人才，当时有上百位的大学问家都与陈校长有书信往来，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那个时候的輔仁大学实际上有很多学术成就很高，又有人格魅力的老师。“比如周祖谟、马衡、刘半农等老师都是我们学校最受^尊敬的老师。”
輔仁趣闻
当然，社会总是有治有乱，輔仁大学在敌伪时期动荡的社会下能够坚守，輔仁也留给石椿年更多有趣的记忆和往事。这也是支撑他把书稿编辑给大众看的心理信念。
很多人常会问石椿年，陈校长的学问那么高深，如何亲近呢?他总结了一些词汇，比如“竭泽而渔”、“挑错”、“对目录”、“不怕过程”等，这些相对比较口语的语言，似乎更加浅显易懂。石先生一边翻阅文稿，一边举例子。在搜集輔仁的材料过程中，他发现了钟叔河《过去的大学》一书中有这样的叙述。某学者，初看陈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很奇怪，为何陈校长的书里都是数字呢?不解。后来，这位学者阅读古籍需要研究千支纪年的时候，才发现了陈校长的超拔之处，大为叹服。这就是说，陈校长的学问是写给历史学家的“工具书”，不是一般历史评述。可巧，石椿年为编辑“輔仁往事”而寻找这类传记数据的方法，也来自陈校长的“史源学”。
石椿年感慨说：“老校长写出的几十页文字，可能背后是上千页的数据。此外，他还主张为古籍找锴，所谓‘无错不成书’，尤其是古书，找内容里的错，找版本的错等等，这是校勘的基础。再者，老校长常提到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也非常重要，既要知道有哪些书，也要知道有哪些思路。”总之，石椿年体会到的陈校长的方法就是，踏踏实实地研究，不要急于求成，不轻易下结论。
石椿年先生是位快乐的老人，这大概也是得了輔仁的真传。作为輔仁经济系48级的学生，他既能够听本系的课，也可以自由地去听喜欢的文史课程，尤其听顾随讲词学或陆宗达讲《说文》的课。时隔多年，他印象最深的是陆宗达先生讲《说文》。一次，陆先生讲“贽”字，古意中有跛脚的含义，陆先生就在讲台上边做示范边讲解，逗得在场的学生哄堂大笑，典故却就此记下直至今天。陆先生把古板的训诂之学讲得如此明白，这不能不让石椿年记忆犹新。
石先生说，輔仁的学问，还有一些是“玩”出来的。輔仁大学有很多老派的文人，他们是大藏书家、大收藏家，比如傅增湘、朱家晋等。当年，陈垣校长还主持过“谭家菜“的文化雅集。当然，大文人在一起不是简单的美食家，而是谈学问。那么，新派的学者是不太参加的，比如胡适。当然，在这样的文化沙龙里亮相的学者都是古文经史通达的硕儒。很多智慧的“火花”就是后来普通人看到的大学问。石先生说，不要看不起玩。这大概是輔仁保有的一派古代文人的雅趣和气场。
然而，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风风雨雨中走来的輔仁大学，却最终还是在1952年停办了。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停办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的。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輔仁大学和燕京大学五所大学被调整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除了个别系被并入北京大学之外，輔仁大学全部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我是輔仁大学的最后一届毕业生。”石椿年说。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末是輔仁校友的“返校节”。今年的返校节，石先生没有参加，因为，很多老校友或年事已高或离开人世，聚会的校友人数逐渐成了减法。
因此，輔仁往事渐渐成了文化历史和文化记忆。, 百拇医药(观河)
记忆，构成人的本质，记忆，也使八自由，因而，人不离不开历史性叙述。
一个特殊的编委会，年龄基本都在80岁以上，他们互称校友，编织三个记忆，即輔仁校友谈輔仁的事、輔仁师生谈社会和社会名家谈輔仁，借助这三条线索，烘托出了一部鲜活的“輔仁往事”。
这段特殊的记忆集丛，让人看到了很多特殊场景、人物、事件、记忆和词语，凭借这些特殊的材料，可以遥望輔仁大学的气象，阅读民国学术史，也可省察今天。《輔仁往事》共5册，由北京輔仁校友会编辑，石椿年老先生作为编委之一，是这部书的见证人。他也是輔仁大学48级经济系的老校友。石先生，坐在自家书桌旁，翻看着一尺多厚的文稿，边指示着每页的要点边悠悠地说：“这些仅是有关輔仁大学的事件与人物索引的记录。”
中西合璧的教会大学
话说1913年，天主教知名人士英敛之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輔仁社，为各省教会培养青年子弟。“輔仁”二字取自《论语•颜渊》中的“以文会友，以友輔仁”一句，当时輔仁社收有学生20余人，课程以“国学”为主。到1917年，輔仁社停办，但它的名字却在之后被輔仁大学沿用。
1925年，美国天主教会士、俄亥俄州西顿大学教授奥图尔到北京和英敛之等人一起筹办北京公教大学。他们选定当时李广桥西街(现定阜大街)10号原旧涛贝勒府为校址，以16万美元租下该地，并开始修建校舍。当年7月，在北京公教大学校内另辟一部开设国学专修科，招收学生，于10月10目开始上课，为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英文、数学等，作为升入大学的预科，这个部门后取名为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輔仁社。
这就是輔仁大学的开端，之后，1925年北京公教大学定名为“私立北平輔仁大学”，并选拔奥图尔为校长，陈垣为副校长，于此，輔仁大学真正开始了它27年的历程，而陈垣也开始陪伴着輔仁大学走过27年，成为近代著名的大学校长。
陈垣是輔仁的一面旗帜
谈輔仁，必然离不开谈陈垣。
石椿年回忆说，老校长是个非常特殊的人，陈垣校长是学校的一面旗帜，对当时师生影响很大。陈垣不仅在做学问方面给很多老师和学生做出了表率，更重要的是陈垣的精神成为了輔仁大学精神，而这些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輔仁大学一届叉一届的学生。
抗日战争期间，当北大、清华等学校转移到西南时，輔仁大学因教会办学的原因成为当时惟一一所在北京继续办学的大学。不仅如此，輔仁大学还在陈垣等人的努力下，争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课本，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门不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这“三不”原则能够一直坚持八年，直到抗战结束，在当时不得不算做一种奇迹。而当时，学生们都知道他们能够依然还在学校里上课，不受日本人控制，这些都和陈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另有一段石椿年搜集的趣闻，敌伪时期的日本人派人监督陈垣讲课。这是位日语教师。陈校长要求听课者必须交作业，这位日本教师拒交作业，受到了陈校长的批评。后来，在陈校长的感召下，这位日本教师居然成为了反对日本侵华的人士，还跟陈校长成了朋友。可见，陈校长的摄受力。
石椿年说，陈垣校长不仅是位史学大家，他更加能网罗人才，当时有上百位的大学问家都与陈校长有书信往来，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那个时候的輔仁大学实际上有很多学术成就很高，又有人格魅力的老师。“比如周祖谟、马衡、刘半农等老师都是我们学校最受^尊敬的老师。”
輔仁趣闻
当然，社会总是有治有乱，輔仁大学在敌伪时期动荡的社会下能够坚守，輔仁也留给石椿年更多有趣的记忆和往事。这也是支撑他把书稿编辑给大众看的心理信念。
很多人常会问石椿年，陈校长的学问那么高深，如何亲近呢?他总结了一些词汇，比如“竭泽而渔”、“挑错”、“对目录”、“不怕过程”等，这些相对比较口语的语言，似乎更加浅显易懂。石先生一边翻阅文稿，一边举例子。在搜集輔仁的材料过程中，他发现了钟叔河《过去的大学》一书中有这样的叙述。某学者，初看陈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很奇怪，为何陈校长的书里都是数字呢?不解。后来，这位学者阅读古籍需要研究千支纪年的时候，才发现了陈校长的超拔之处，大为叹服。这就是说，陈校长的学问是写给历史学家的“工具书”，不是一般历史评述。可巧，石椿年为编辑“輔仁往事”而寻找这类传记数据的方法，也来自陈校长的“史源学”。
石椿年感慨说：“老校长写出的几十页文字，可能背后是上千页的数据。此外，他还主张为古籍找锴，所谓‘无错不成书’，尤其是古书，找内容里的错，找版本的错等等，这是校勘的基础。再者，老校长常提到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也非常重要，既要知道有哪些书，也要知道有哪些思路。”总之，石椿年体会到的陈校长的方法就是，踏踏实实地研究，不要急于求成，不轻易下结论。
石椿年先生是位快乐的老人，这大概也是得了輔仁的真传。作为輔仁经济系48级的学生，他既能够听本系的课，也可以自由地去听喜欢的文史课程，尤其听顾随讲词学或陆宗达讲《说文》的课。时隔多年，他印象最深的是陆宗达先生讲《说文》。一次，陆先生讲“贽”字，古意中有跛脚的含义，陆先生就在讲台上边做示范边讲解，逗得在场的学生哄堂大笑，典故却就此记下直至今天。陆先生把古板的训诂之学讲得如此明白，这不能不让石椿年记忆犹新。
石先生说，輔仁的学问，还有一些是“玩”出来的。輔仁大学有很多老派的文人，他们是大藏书家、大收藏家，比如傅增湘、朱家晋等。当年，陈垣校长还主持过“谭家菜“的文化雅集。当然，大文人在一起不是简单的美食家，而是谈学问。那么，新派的学者是不太参加的，比如胡适。当然，在这样的文化沙龙里亮相的学者都是古文经史通达的硕儒。很多智慧的“火花”就是后来普通人看到的大学问。石先生说，不要看不起玩。这大概是輔仁保有的一派古代文人的雅趣和气场。
然而，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风风雨雨中走来的輔仁大学，却最终还是在1952年停办了。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停办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的。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輔仁大学和燕京大学五所大学被调整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除了个别系被并入北京大学之外，輔仁大学全部被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我是輔仁大学的最后一届毕业生。”石椿年说。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末是輔仁校友的“返校节”。今年的返校节，石先生没有参加，因为，很多老校友或年事已高或离开人世，聚会的校友人数逐渐成了减法。
因此，輔仁往事渐渐成了文化历史和文化记忆。, 百拇医药(观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