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是美的最佳诠释
2011年11月，北京论坛艺术分论坛上，“艺术传统与文化创新”标题赫然醒目，各位专家学者，就这一主题交流探讨、各抒己见，为世界文化的相通相融、和谐发展，寻求解决之道。
“和”是艺术的基本性格
中西艺术，风格迥异，各有千秋，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把握，那就是中国艺术的“写意”与西方艺术的“写实”。
中国艺术的写意，是主观的艺术表达方式，其描绘的是作者心中的投影，以意统形。作品中的大千世界，均经过主观的提炼乃至改造，甚至形成某种主观化的图式。不求形似，但见气韵。西方艺术受西方宇宙意识制约，外向型美学引导，总体上选择了科学化的道路，带有主观色彩，忠实自然。其艺术的进步往往离不开科学进展，如透视学、解剖学、光学等，离不开物质材料的更新。与之大相径庭的是，中国艺术的发展，主要依靠人文科学的进展，及艺术家悟“道”的深入程度。
从艺术作品的美学风格上看，中国艺术倡导儒家“温良恭俭让”的中庸哲学，注重情感表现的委婉与节制，向往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温婉柔情，是含蓄有致的美；西方艺术则崇尚刚性之美，倡导英雄主义与悲剧精神，在艺术作品中充溢着率性的铺张、浪漫的激情和深沉博大的气势。
然而中西方美学，都崇尚一个“和”字。和即和谐、统一，这是艺术的最基本性格。在中国，有《论语》“和为贵”；《皇疏》“和即乐也”；《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在西方，缪拉认为，一切矛盾得到调和的世界，是最高的美；一切艺术品，是世界的调和的反复。和是化异为同，化矛盾为统一的力量。没有和，便没有艺术的统一，也便没有艺术，所以“和”是艺术的基本性格。因此，2011年北京论坛艺术分论坛，为中西方学者搭起桥梁，展开对话，使中西艺术相“和”，传统与现代相“和”。以“中国之眼”看异中之同
1949年5月7日，在爱丁堡《晚报》上，曾登出一个奇怪的益智问答，题目是：“谁是爱丁堡的哑行者?”当时，“哑行者丛书”在英国相当受欢迎，不过，多数人仅是熟知“哑行者”这一笔名，而不知作者原名——蒋彝。
蒋彝1903年生于古城九江，其父是当地颇孚众望的画家。幼年的蒋彝，曾于家中私塾接受扎实的古文训练，并随父亲研习国画。自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蒋彝在中学教过化学，参加过北伐军，前后于安徽及江西担任过三个县的县长。直到1933年，蒋彝前往英国伦敦，经朋友介绍，到英国西北部的湖畔地区去漫游，出版湖区游记，从此声名大噪。
蒋彝所画湖区，景色宜人，且孕育了英匡j浪漫主义艺术，被视为英国人的“心灵之乡”。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把这一圣地誉为“痛苦世界里安宁的中心”。蒋彝到湖区后，眼见湖光山色，宁静悠远，引人人胜，遂提笔写诗作画，悉心创作。出版湖区游记，在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刮起了一场“中国之眼”(Chinese Eyes)--旋风。
这位年轻的中国画家，在游历英国人的“心灵圣地”时，通过“中国之眼”，意外地发现，中英两国的艺术创作竟有相似之处。他说：“艺术家永远不能期望画出大自然的真貌，只能描绘个人眼中领悟到的某一面。中国艺术家尽力挥洒胸中山水，而非自然中的山水，因之不以肖似为目的。然而，因为他们的作品是源于对大自然最纯粹的印象，本质上仍是种模拟。”他承认了中西画的不同，即“西方写实，东方写意”，然而他又指出，不管是中国画的“尽力挥洒的胸中山水”，还是西画的“肖似”原则，都来源于“对大自然最纯粹的印象”，所以“本质上仍是种模拟”。这就是说，中西画之间虽存在显著的差异，却可在异中见同，显出异曲同工之妙。
当时，这一理论，在英国伦敦绘画评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自此，蒋彝成功地获得英国艺术家的认可，宴现了中英艺术家的心灵对话和沟通。
在论坛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重提蒋彝，以西方社会围绕蒋彝的水墨画《德温特湖畔之牛》展开的讨论，探讨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对话问题。
王一川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与其他民族展开跨文化对话，根本上还是为了全球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而又有主见及尊严的生存。这不是单一民族的独存及独善，而是多民族间的共存及共善。艺术无疑可以成为全球化时代多民族共存及共善过程中的一种有效媒介。”就像蒋彝在伦敦以画作取得成功，是首先争取英国艺术家的承认，获得平等对话的权利，进而赢得他们的理解和尊重，其最终寻求的，仍是相互的共存及共善。
京剧版莎剧一种对话式的试验
艺术分论坛上，京剧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无疑是一个亮点。这部剧，在演员和对白上并无奇特，而它借用京剧的形式，让金发碧眼的朱丽叶甩起水袖，让罗密欧在中国乐曲声中展露情怀。这一创新的尝试。向西方学者展示了中国戏剧的魅力，也为寻找中西戏剧共同舞台迈出一步。
虽然人们的共同追求，是搭建中西戏剧的共同舞台，但“西方写实，东方写意”这一文化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戏剧里。
中国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中和”之美，如《西厢记》，虽清丽缠绵，却从不同侧面透射出中和婉约的总体审美倾向，流露出宁静淡泊的闲情逸致；西方艺术呈现的，是激扬奔放的总体风格、快速变化的节奏，表现为艺术家灵肉冲突的生命体验。如古希腊悲喜剧《普罗米修斯》，虽然最后是以“和解”告终，不让观众陷于痛苦和悲哀，但这一英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加之其身受的悲剧结果，足以让人感受到西方人灵肉煎熬的苦楚。
另外，中国戏剧讲求虚拟性，表演一些看不着听不见的东西，只能靠我们去感觉和想象，就像白先勇先生所说，“一把扇子就扇活了满台的花花草革”，舞台布景也比较简单，追求一种空灵的感觉；西方戏剧则强调写实性，整个舞台的布景，演员的表现力，都追求一种逼真的形象和绝对的真实。比如西方戏剧在表现“哭”时，一定是极度悲痛、充满扭曲的张力的，而中国戏曲中，半侧脸庞、纤手掩面、徽颤柳肩，便能表现出他们声嘶力竭所展现出的动作，并充满美感。
在观戏文化上，中西戏剧亦有差异。看中国戏曲，演员与观众要有互动，台上表演得好了，台下观众叫好，这种互动随时能鼓励演员；观西方戏剧，观众都很绅士，现场安静无语。怎样看戏，是个大问题，比如1929年到1930年，梅兰芳在美国的六个月，演出非常成功，这除了他精湛的表演以外，还因为他请了一个叫张彭春的人，此人精通中西戏剧，因此每场演出之前，他都给观众解释，教观众怎样欣赏戏曲。
那么对于以上种种差异，该如何调和，以实现中西戏剧的融会贯通?林一教授表示：“中西方戏剧并不是不能交流借鉴，可以说在主观上是很愿意相互取长补短的。”
为此，中国戏曲学院与欧美的艺术大学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充满勇气和创意的尝试，对中西方的戏剧进行全新的编排。除了论坛上林一教授所展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外，他们还尝试将西方戏剧完全改编成京剧，在这方面他们已实现了《樱桃园》、《悲惨世界》和安徒生童话《夜莺》等名作的改编。另外，双方相互融合、各取所长，也是一种改编方式，比如电影《阿纳托米·泰特斯》。
种种尝试中，究竟哪一种，能使中西艺术完美相合，至今尚无定论。然而，在寻求中西文化共同舞台，使中西文化共存共善的路上，尝试摸索将不断进行。, 百拇医药(冀哲)
“和”是艺术的基本性格
中西艺术，风格迥异，各有千秋，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把握，那就是中国艺术的“写意”与西方艺术的“写实”。
中国艺术的写意，是主观的艺术表达方式，其描绘的是作者心中的投影，以意统形。作品中的大千世界，均经过主观的提炼乃至改造，甚至形成某种主观化的图式。不求形似，但见气韵。西方艺术受西方宇宙意识制约，外向型美学引导，总体上选择了科学化的道路，带有主观色彩，忠实自然。其艺术的进步往往离不开科学进展，如透视学、解剖学、光学等，离不开物质材料的更新。与之大相径庭的是，中国艺术的发展，主要依靠人文科学的进展，及艺术家悟“道”的深入程度。
从艺术作品的美学风格上看，中国艺术倡导儒家“温良恭俭让”的中庸哲学，注重情感表现的委婉与节制，向往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温婉柔情，是含蓄有致的美；西方艺术则崇尚刚性之美，倡导英雄主义与悲剧精神，在艺术作品中充溢着率性的铺张、浪漫的激情和深沉博大的气势。
然而中西方美学，都崇尚一个“和”字。和即和谐、统一，这是艺术的最基本性格。在中国，有《论语》“和为贵”；《皇疏》“和即乐也”；《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在西方，缪拉认为，一切矛盾得到调和的世界，是最高的美；一切艺术品，是世界的调和的反复。和是化异为同，化矛盾为统一的力量。没有和，便没有艺术的统一，也便没有艺术，所以“和”是艺术的基本性格。因此，2011年北京论坛艺术分论坛，为中西方学者搭起桥梁，展开对话，使中西艺术相“和”，传统与现代相“和”。以“中国之眼”看异中之同
1949年5月7日，在爱丁堡《晚报》上，曾登出一个奇怪的益智问答，题目是：“谁是爱丁堡的哑行者?”当时，“哑行者丛书”在英国相当受欢迎，不过，多数人仅是熟知“哑行者”这一笔名，而不知作者原名——蒋彝。
蒋彝1903年生于古城九江，其父是当地颇孚众望的画家。幼年的蒋彝，曾于家中私塾接受扎实的古文训练，并随父亲研习国画。自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蒋彝在中学教过化学，参加过北伐军，前后于安徽及江西担任过三个县的县长。直到1933年，蒋彝前往英国伦敦，经朋友介绍，到英国西北部的湖畔地区去漫游，出版湖区游记，从此声名大噪。
蒋彝所画湖区，景色宜人，且孕育了英匡j浪漫主义艺术，被视为英国人的“心灵之乡”。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把这一圣地誉为“痛苦世界里安宁的中心”。蒋彝到湖区后，眼见湖光山色，宁静悠远，引人人胜，遂提笔写诗作画，悉心创作。出版湖区游记，在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刮起了一场“中国之眼”(Chinese Eyes)--旋风。
这位年轻的中国画家，在游历英国人的“心灵圣地”时，通过“中国之眼”，意外地发现，中英两国的艺术创作竟有相似之处。他说：“艺术家永远不能期望画出大自然的真貌，只能描绘个人眼中领悟到的某一面。中国艺术家尽力挥洒胸中山水，而非自然中的山水，因之不以肖似为目的。然而，因为他们的作品是源于对大自然最纯粹的印象，本质上仍是种模拟。”他承认了中西画的不同，即“西方写实，东方写意”，然而他又指出，不管是中国画的“尽力挥洒的胸中山水”，还是西画的“肖似”原则，都来源于“对大自然最纯粹的印象”，所以“本质上仍是种模拟”。这就是说，中西画之间虽存在显著的差异，却可在异中见同，显出异曲同工之妙。
当时，这一理论，在英国伦敦绘画评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自此，蒋彝成功地获得英国艺术家的认可，宴现了中英艺术家的心灵对话和沟通。
在论坛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重提蒋彝，以西方社会围绕蒋彝的水墨画《德温特湖畔之牛》展开的讨论，探讨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对话问题。
王一川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与其他民族展开跨文化对话，根本上还是为了全球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而又有主见及尊严的生存。这不是单一民族的独存及独善，而是多民族间的共存及共善。艺术无疑可以成为全球化时代多民族共存及共善过程中的一种有效媒介。”就像蒋彝在伦敦以画作取得成功，是首先争取英国艺术家的承认，获得平等对话的权利，进而赢得他们的理解和尊重，其最终寻求的，仍是相互的共存及共善。
京剧版莎剧一种对话式的试验
艺术分论坛上，京剧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无疑是一个亮点。这部剧，在演员和对白上并无奇特，而它借用京剧的形式，让金发碧眼的朱丽叶甩起水袖，让罗密欧在中国乐曲声中展露情怀。这一创新的尝试。向西方学者展示了中国戏剧的魅力，也为寻找中西戏剧共同舞台迈出一步。
虽然人们的共同追求，是搭建中西戏剧的共同舞台，但“西方写实，东方写意”这一文化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戏剧里。
中国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中和”之美，如《西厢记》，虽清丽缠绵，却从不同侧面透射出中和婉约的总体审美倾向，流露出宁静淡泊的闲情逸致；西方艺术呈现的，是激扬奔放的总体风格、快速变化的节奏，表现为艺术家灵肉冲突的生命体验。如古希腊悲喜剧《普罗米修斯》，虽然最后是以“和解”告终，不让观众陷于痛苦和悲哀，但这一英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加之其身受的悲剧结果，足以让人感受到西方人灵肉煎熬的苦楚。
另外，中国戏剧讲求虚拟性，表演一些看不着听不见的东西，只能靠我们去感觉和想象，就像白先勇先生所说，“一把扇子就扇活了满台的花花草革”，舞台布景也比较简单，追求一种空灵的感觉；西方戏剧则强调写实性，整个舞台的布景，演员的表现力，都追求一种逼真的形象和绝对的真实。比如西方戏剧在表现“哭”时，一定是极度悲痛、充满扭曲的张力的，而中国戏曲中，半侧脸庞、纤手掩面、徽颤柳肩，便能表现出他们声嘶力竭所展现出的动作，并充满美感。
在观戏文化上，中西戏剧亦有差异。看中国戏曲，演员与观众要有互动，台上表演得好了，台下观众叫好，这种互动随时能鼓励演员；观西方戏剧，观众都很绅士，现场安静无语。怎样看戏，是个大问题，比如1929年到1930年，梅兰芳在美国的六个月，演出非常成功，这除了他精湛的表演以外，还因为他请了一个叫张彭春的人，此人精通中西戏剧，因此每场演出之前，他都给观众解释，教观众怎样欣赏戏曲。
那么对于以上种种差异，该如何调和，以实现中西戏剧的融会贯通?林一教授表示：“中西方戏剧并不是不能交流借鉴，可以说在主观上是很愿意相互取长补短的。”
为此，中国戏曲学院与欧美的艺术大学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充满勇气和创意的尝试，对中西方的戏剧进行全新的编排。除了论坛上林一教授所展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外，他们还尝试将西方戏剧完全改编成京剧，在这方面他们已实现了《樱桃园》、《悲惨世界》和安徒生童话《夜莺》等名作的改编。另外，双方相互融合、各取所长，也是一种改编方式，比如电影《阿纳托米·泰特斯》。
种种尝试中，究竟哪一种，能使中西艺术完美相合，至今尚无定论。然而，在寻求中西文化共同舞台，使中西文化共存共善的路上，尝试摸索将不断进行。, 百拇医药(冀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