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翻译 清末文化危机之药方(2)
自娱”。但另一方面，直接原因，则为甲午战败。中国溃不成军，师友、学生丧命疆场，严复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这也是他们那一代人所面临的最大文化危机。国难当头，在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论决》等一系列政论文章，系统阐述了对西洋的精深认识，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时局作出了深刻而犀利的解剖。他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强国富民，必须变法，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的改革主张和救国方案。“鼓民力”主要是禁食鸦片与禁止缠足；“开民智”主要是废除八股，大兴西学；“兴民德”主要是在京师创设议院，地方各郡县民主选举行政长官，其实质是废除专制政治，实行宪政。
严复无疑地在翻译工作之中找到了新的挑战与寄托。他在与张元济的通信中多次谈到翻译工作之艰辛：
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克。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宴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论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弟近灰心仕进，颇有南飞之思；欲一志译书，又以听鼓应官期会簿书累我。适宜居平自忖，谓南中倘得知我之人月以一洋人之薪待我，则此后正可不问他事，专心译书以饷以世人。
, 百拇医药
复近者以译自课，岂不欲旦暮奏功，而无如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阂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
这些均可以反映出严复投身翻译工作的决心与志气。
这里亦须要说的是，现代理论，翻泽活动并不是纯客观的语言转换，也不是一个机械的解码和编码过程，而是涉及语源和语种两种文化，尤其是涉及译者和译入语文化语境中诸多复杂因素的交互行为，比如译入语文化语境里的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翻译赞助人以及诗学观念等等。所以翻译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行为。严译名著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在翻译中的删节、增补和改写是有意地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的。严复译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为了介绍“西学”的精髓，宣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启迪民众共赴救亡网存大业。正因为如此，他选择的都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科学著作，这些书合在一起可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应认识到严复不是一股意义上的翻译家而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翻译家，对于理解严复翻译的价值所在，及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都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那个时代，译书究非正途，严复的内心深处，还是对自己走入书斋的翻译工作感到怨叹，他尝自言：“自叹身游宦海，不能与人竟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不独为时贤所窃笑、家人所怨咨，而掷笔四顾，亦自觉其无谓。”对严复而言，书房中的“冷淡生活”终究只是不得已之下的次一选择，他心中真正想要成就者乃得君行道的经国大业。换言之，从官场失意转向翻译工作，与其视之为严复从政治领域转到学术领域，还不如说，他以学术工作来从事政治参与，希望能“主文谲谏”、有裨时政。1906年6月20日，严复请郑孝胥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书房之中，联日：“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这幅对联，充分反映出了严复企图指点江山的渴望。, 百拇医药(南坡)
这也是他们那一代人所面临的最大文化危机。国难当头，在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论决》等一系列政论文章，系统阐述了对西洋的精深认识，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时局作出了深刻而犀利的解剖。他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强国富民，必须变法，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的改革主张和救国方案。“鼓民力”主要是禁食鸦片与禁止缠足；“开民智”主要是废除八股，大兴西学；“兴民德”主要是在京师创设议院，地方各郡县民主选举行政长官，其实质是废除专制政治，实行宪政。
严复无疑地在翻译工作之中找到了新的挑战与寄托。他在与张元济的通信中多次谈到翻译工作之艰辛：
复自客秋以来。仰观天时，俯察人事，但觉一无可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克。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宴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论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弟近灰心仕进，颇有南飞之思；欲一志译书，又以听鼓应官期会簿书累我。适宜居平自忖，谓南中倘得知我之人月以一洋人之薪待我，则此后正可不问他事，专心译书以饷以世人。
, 百拇医药
复近者以译自课，岂不欲旦暮奏功，而无如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阂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
这些均可以反映出严复投身翻译工作的决心与志气。
这里亦须要说的是，现代理论，翻泽活动并不是纯客观的语言转换，也不是一个机械的解码和编码过程，而是涉及语源和语种两种文化，尤其是涉及译者和译入语文化语境中诸多复杂因素的交互行为，比如译入语文化语境里的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翻译赞助人以及诗学观念等等。所以翻译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行为。严译名著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在翻译中的删节、增补和改写是有意地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的。严复译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为了介绍“西学”的精髓，宣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启迪民众共赴救亡网存大业。正因为如此，他选择的都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社会科学著作，这些书合在一起可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应认识到严复不是一股意义上的翻译家而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翻译家，对于理解严复翻译的价值所在，及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都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那个时代，译书究非正途，严复的内心深处，还是对自己走入书斋的翻译工作感到怨叹，他尝自言：“自叹身游宦海，不能与人竟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不独为时贤所窃笑、家人所怨咨，而掷笔四顾，亦自觉其无谓。”对严复而言，书房中的“冷淡生活”终究只是不得已之下的次一选择，他心中真正想要成就者乃得君行道的经国大业。换言之，从官场失意转向翻译工作，与其视之为严复从政治领域转到学术领域，还不如说，他以学术工作来从事政治参与，希望能“主文谲谏”、有裨时政。1906年6月20日，严复请郑孝胥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书房之中，联日：“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这幅对联，充分反映出了严复企图指点江山的渴望。, 百拇医药(南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