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启蒙思想，在中国曾经有过两次的炽热，一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者80年代的文化热，这两股思想热潮都令当时青年人荡漾于胸中、开阔于大脑，原由所在，个性之解放，独立之人格。

    “找到‘理路’是关键。”冬日午后，畅春园幽静的小院落里，北大老教授谢龙，一边翻阅着几份书稿，一边示意访者喝茶，顶好的西藏茶，趁热饮为佳。大约3小时的畅谈，话题围绕启蒙，谢龙先生试图在帮助访者以及今天的青年人勾勒大致省察启蒙的次序。这次序是把“横”的历史记忆和材料，转成“纵”的立体。这种转横为纵的次序，大概就是他要讲的“理路”。

    说到此处，有一则相应的趣闻。当年，有位著名记者采访收藏家朱家溍，朱老先生从始到终，所答非所问，就是不进入记者的逻辑。访后，记者只得把看似荒诞的问答展现于笔墨，才发现朱老先生其实在帮助这位记者做文章。谢先生也有相似的“试探”，忽而品评中石之书法，忽而聊清朝之名臣，忽而谈张岱年的哲学观念，忽而说特殊年代下冯定教授的坚守等等。

    今天，谈论欧洲在中国两次重要的启蒙观念史，背景是复杂的20世纪历史重叠，提出问题的切口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这明显是谢先生读史阅世的经验之谈。

    五四运动，对于个性的解放

    在中国文化书院，谢先生有个绰号叫“马列龙”，因他是马列专家，但是这位马列专家，可不是那刻板的老学究。与他的师兄汤一介和同门李泽厚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