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7日，是胡适之先生诞辰120周年的纪念目。当日。海内外的学界、传媒界，进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性活动。远在北美的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也欣然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的远洋书面访谈，畅论胡先生的生平、思想、学术、人格，及胡适研究的当下进展。在那篇访谈里，余先生盛赞胡先生是“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学者和思想家”。

    余先生此言，可谓定评。在“武化革命”和“文化革命”交相充斥的中国现代史上，胡适代表的是清流和理性。他不相信权威，不相信快捷方式，不相信有“包医百病”的“万应灵丹”。不相信社会主义，也不相信“知难行易”的三民主义。他相信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相信“功不唐捐”，努力不会白费；他相信“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在胡适的著作中，虽不乏对中国文化严厉的批评，和对西洋文明的热烈赞扬，但这种种都丝毫不影响他对中国文化的依恋和爱护。他一生的终极关怀始终是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再造。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夏鼐日记》1948年4月2日记：“晚间胡适之先生早归，坐着无聊，叫老裴来喊余谈天，余正在读《殷历谱》，抛书去晋谒。……胡先生说到这里，又摇头说，可是我老了，还有这三大部书要写，颇有“日暮途远”之感。又说到他教了三十年来的书，没有教出一个可以传衣钵的徒弟出来，实在大部分上课听讲的学生，不能算是徒弟，真正可算徒弟的，只有罗尔纲君。当私人秘书，住在家中，因为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多在晚间，可以真正领教的只有住在他家中才可以做得到。王重民君在美国时，受影响亦不少，时常连着几天不断通信，连邮差都笑着说Love Letter(情书)。

    早期的北大学生，如傅、顾之流，当时即比老师读过古书为多，自然思想方面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