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印平“大航海”之后的中国(2)
征服中国的详细计划。然而，虽然在明末清初之际，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已开始朽败，也不再有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的豪迈气概，但其综合国力仍非葡萄牙或其他西方国家所能匹敌。经明嘉靖2年(1523)的西草湾之战，嘉靖27年(1548)双屿之战和嘉靖28年(1549)走马溪之战后，一再大败而归的葡萄牙人开始变换方式，试图以和平通商的方式获取最大利益。尤其是在租住澳门之后，这些明智的既得利益者开始反对那种不切实际的狂妄计划。
除此之外，中国的强大还表现在文化的软实力上。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文化早已成为东亚诸国的文化传统。在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的许多地方，中国的儒家伦理及佛教文化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第一个耶稣会士沙勿略于1549年抵达日本后，传教士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佛教僧侣和封建武士，而日本人也总是依据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向传教士们发出诘难。与日本和其他周边国家相比，闭关锁国的中国封建王权的力量更为强大，鉴于难以立足和生存的现实压力，早期入华的传教士极力隐瞒其来华目的，将自己伪装成清心寡欲、仰慕中华文明的隐修者。利玛窦先是听从中国官员的吩咐，身穿僧衣，随后又改换儒士的服装，打入文人士大夫的社交圈，试图获得进京面见皇帝的可能性。虽然这种被称为“自上而下”的传教方针在当时就引发激烈争议，但它却是现实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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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相同的原因，耶稣会士努力从中国古籍中寻找可以证明上帝存在的蛛丝马迹，并指鹿为马地诠释为普世福音自古有之的证据。但是，这种被后人归纳为“台儒”、“补儒”的策略性方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或者弥合基督教信仰与东方传统文化间的根本差异，这种矛盾的日积月累最终演变成为历时数百年的激烈冲突，即所谓的“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内容、冲突逐步升级的历史过程。最先引发争议的是关于“Deus”等一系列神学概念如何翻译的问题。这项著名的实验一直可以追溯到沙勿略在日本传教的初期，由于他的一个日本助手竟然将天主教的神明译为“大日如来”，沙勿略采取了影响深远的音译政策，将拉丁文的造物主“Deus”音译为“徒斯”。但是，由于概念传达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传教士自慰式的心理感受，而在于听者的思维习惯以及说者的微妙互动。因此传教士们最终仍不得不使用日本人所能理解的词语来解释西方宗教的全新概念，而这也最终导致范礼安在1580年正式决定采用“天主”这一汉文译名。
天主一词很快传到中国，成为流行的标准用语，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称呼沙勿略所代表的这支基督宗教教派为“天主教”。然而，鉴于中国人在使用该词时不可避免的异教式联想，利玛窦等人又进行了新的尝试，他们最终选择就是同样为我们更加熟悉的“上帝”译名。然而，传教士的多种尝试未能使他们走出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两难困境，由于上帝被某些中国人想像成“玉皇大帝”，教会内部争执不断。1628年，20多名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在嘉定召开会议，决定回归传统的“天主”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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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另一项争议是关于中国信徒祭孔祭祖的习惯问题。由于儒家学说的伦理学倾向以及社会政治的宗族色彩，中国人历来注重对于先祖和老师的尊重，在清明或其他特殊日子里祭奠先祖或者孔子已成习惯。为避免引发中国人的反感，入华耶稣会士起初默认了这种带有偶像崇拜色彩的行为，但却遭到来自于菲律宾的经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修士的反对。基于神学理念和某些不便明言的派系利益，在福建传教的多明我会修士黎玉范于1630年首先发难，向罗马教廷告发耶稣会士违反教义。1665年，23位因教案而被软禁在广州的传教士召开会议，在最后形成的决议(42条章程)中，与会者们决定采取务实的做法。他们认为，为了不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可以允许中国信徒进行这种仪式。参加会议并最后在决议上签字的多明我会士闵明我回到罗马后，出尔反尔，他在1676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全面攻击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策略。自此，争议公开化，并在整个欧洲引发轩然大波。
由于教会内部的复杂矛盾和欧洲政治形势的变化，原本属于学理范畴的教义之争逐渐演变成为王权(中国皇帝)和教权(罗马教廷)之间的正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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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年，罗马教廷成为负责海外传教事务的传信部，企图收回因“保教权”而失落的权力。1675年，解散耶稣会，改由法国外方传教会负责中国教务。1693年，法国外方传教会的阎当主教向其教区的神父们发出训令，严禁传教士允许基督徒参加任何祭孔或祭祖的活动。1704年，教宗派遣特使铎罗前往中国北京，由于铎罗在北京偷偷发布了这道禁令，康熙皇帝勃然大怒，他要求所有在华的传教士必须按“利玛窦规矩”行事，否则就会被逐出中国。
由于铎罗的蛮干损害了葡萄牙人和耶稣会的利益，他后来在澳门受到葡萄牙商人和当地教会的监禁，最后死于当地。铎罗死后，一方面教廷不断重申类似的禁令，另一方面，康熙和后来的历任皇帝都认为这是在干涉中国内政，毫不妥协退让，双方陷入僵局，直到1735年，教皇本笃14世才下令结束所谓的“礼仪之争”。
关于历史上发生的这场“礼仪之争”，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但换个角度看，“礼仪之争”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也未必都是坏事，它至少让西方人和东方人都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彼此存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宗教理念，同时，也在争执和冲突中更为深刻地理解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特质。从这一角度上说，冲突也是一种交流，一种更高级别、更深刻的交流方式。
还应当看到，在“礼仪之争”发生的同时，东西方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西学东渐的角度看。西方的科学技术、火器、天文历法、音乐、艺术等，也随着传教士们被带入中国，产生的影响至今可见。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因此大量流向西方。被大多数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是，当时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们，如伏尔泰等人，对中国文化极感兴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通过耶稣会士。对中国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他们的带动下，欧洲的汉学研究开始兴起，双方文化联系及相互了解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也因此发展到新的高度。, 百拇医药(戚印平)
除此之外，中国的强大还表现在文化的软实力上。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文化早已成为东亚诸国的文化传统。在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的许多地方，中国的儒家伦理及佛教文化都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第一个耶稣会士沙勿略于1549年抵达日本后，传教士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佛教僧侣和封建武士，而日本人也总是依据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向传教士们发出诘难。与日本和其他周边国家相比，闭关锁国的中国封建王权的力量更为强大，鉴于难以立足和生存的现实压力，早期入华的传教士极力隐瞒其来华目的，将自己伪装成清心寡欲、仰慕中华文明的隐修者。利玛窦先是听从中国官员的吩咐，身穿僧衣，随后又改换儒士的服装，打入文人士大夫的社交圈，试图获得进京面见皇帝的可能性。虽然这种被称为“自上而下”的传教方针在当时就引发激烈争议，但它却是现实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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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相同的原因，耶稣会士努力从中国古籍中寻找可以证明上帝存在的蛛丝马迹，并指鹿为马地诠释为普世福音自古有之的证据。但是，这种被后人归纳为“台儒”、“补儒”的策略性方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或者弥合基督教信仰与东方传统文化间的根本差异，这种矛盾的日积月累最终演变成为历时数百年的激烈冲突，即所谓的“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内容、冲突逐步升级的历史过程。最先引发争议的是关于“Deus”等一系列神学概念如何翻译的问题。这项著名的实验一直可以追溯到沙勿略在日本传教的初期，由于他的一个日本助手竟然将天主教的神明译为“大日如来”，沙勿略采取了影响深远的音译政策，将拉丁文的造物主“Deus”音译为“徒斯”。但是，由于概念传达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传教士自慰式的心理感受，而在于听者的思维习惯以及说者的微妙互动。因此传教士们最终仍不得不使用日本人所能理解的词语来解释西方宗教的全新概念，而这也最终导致范礼安在1580年正式决定采用“天主”这一汉文译名。
天主一词很快传到中国，成为流行的标准用语，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称呼沙勿略所代表的这支基督宗教教派为“天主教”。然而，鉴于中国人在使用该词时不可避免的异教式联想，利玛窦等人又进行了新的尝试，他们最终选择就是同样为我们更加熟悉的“上帝”译名。然而，传教士的多种尝试未能使他们走出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两难困境，由于上帝被某些中国人想像成“玉皇大帝”，教会内部争执不断。1628年，20多名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在嘉定召开会议，决定回归传统的“天主”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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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教会内部的复杂矛盾和欧洲政治形势的变化，原本属于学理范畴的教义之争逐渐演变成为王权(中国皇帝)和教权(罗马教廷)之间的正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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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年，罗马教廷成为负责海外传教事务的传信部，企图收回因“保教权”而失落的权力。1675年，解散耶稣会，改由法国外方传教会负责中国教务。1693年，法国外方传教会的阎当主教向其教区的神父们发出训令，严禁传教士允许基督徒参加任何祭孔或祭祖的活动。1704年，教宗派遣特使铎罗前往中国北京，由于铎罗在北京偷偷发布了这道禁令，康熙皇帝勃然大怒，他要求所有在华的传教士必须按“利玛窦规矩”行事，否则就会被逐出中国。
由于铎罗的蛮干损害了葡萄牙人和耶稣会的利益，他后来在澳门受到葡萄牙商人和当地教会的监禁，最后死于当地。铎罗死后，一方面教廷不断重申类似的禁令，另一方面，康熙和后来的历任皇帝都认为这是在干涉中国内政，毫不妥协退让，双方陷入僵局，直到1735年，教皇本笃14世才下令结束所谓的“礼仪之争”。
关于历史上发生的这场“礼仪之争”，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读。但换个角度看，“礼仪之争”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也未必都是坏事，它至少让西方人和东方人都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彼此存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宗教理念，同时，也在争执和冲突中更为深刻地理解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特质。从这一角度上说，冲突也是一种交流，一种更高级别、更深刻的交流方式。
还应当看到，在“礼仪之争”发生的同时，东西方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西学东渐的角度看。西方的科学技术、火器、天文历法、音乐、艺术等，也随着传教士们被带入中国，产生的影响至今可见。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因此大量流向西方。被大多数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是，当时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们，如伏尔泰等人，对中国文化极感兴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通过耶稣会士。对中国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他们的带动下，欧洲的汉学研究开始兴起，双方文化联系及相互了解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也因此发展到新的高度。, 百拇医药(戚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