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印平“大航海”之后的中国(1)
“全球化”一旦开始，就无法再去抗拒。
2010年底的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上，一艘在惊涛骇浪中前行的巨大木帆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约500年前的明代末期，也有一批西方人驾着类似的大帆船。来到广州沿海的珠江口。这些被称为“南蛮”的葡萄牙人不仅带来了火铳与大炮，还带来了三棱镜和圣母像。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被动地走向世界，全球一体化的大幕也徐徐开启。
开拓东方 反被中国渔利
公元1553年后，广州在每年两次举行特定的交易会，为前往日本和返回果阿的葡萄牙商船提供商品。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势力从顶峰滑落之后，经远东航线转往世界各地的商品贸易依然盛行。正是中国与西方的这种交易，为完整意义上的全球贸易和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
导致这一历史巨变的决定性因素。是被称为“地理大发现”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在近百年的时间中，一批又一批西方航海家前赴后继，去往未知的世界尽头。这些伟大壮举不仅证实了我们居住的大地是一个圆形球体，而且使原本相对孤立的东西方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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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航海时代”，首先崛起的西方国家是位于欧洲最南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与西班牙。打着王家旗号的两国商船与军舰从这里出发，向着东西两个方向前进，并由此展开西方列强在全球的势力范围之争。作为老牌殖民帝国，历任葡萄牙国王一直鼓励并支持海外冒险。他们先是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然后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海岸北上，抵达印度之后，葡萄牙人又马不停蹄地继续东行。1511年，占领马六甲；1513年，在摩洛加香料群岛建立商站；1517年，占领科伦坡；同年，第一支葡萄牙舰队抵达广东；1541年，抵达日本；1557年，定居澳门。自此，葡萄牙东方航线最终形成，而这一航线所及的广大地区，便成为葡萄牙海外东印度省。与此同时，不甘落后的西班牙人也一路西行。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先后在1509年和1533年，以区区数百人的远征队完成了对于阿兹台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征服，建立起名为“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1565年，西班牙人继哥伦布之后再次来到菲律宾，随即，他们便将目光投向地大物博的中国。1575年初，马尼拉总督派遣奥古斯丁会修士拉达出使中国，试图打开贸易大门。
, 百拇医药 与西班牙人推土机式的军事征服不同，由于小国寡民的先天不足，葡萄牙人从未对广阔的葡属“东印度”施行完全的有效管理。他们只是在航线沿途设立了一系列军事要塞或贸易商栈作为渗透内地的桥头堡。为确保自身利益不受侵犯，葡萄牙王室采取了两项举措，即“保教权”与“加比丹”。
加比丹即葡萄牙语Capitao-mor音译，原意是指大船长，但在16世纪之后的大航海时代，加比丹制度演变成为王室垄断的贸易专营制度。即王室指定的贵族有权进行每年一度由里斯本出发，绕经非洲至印度。再向东前往马六甲、澳门，最后至日本折返的贸易航行。由于船队首领有权节制沿途海域的本国商船与商人，并在停留各地港口时处理当地的行政事务，所以他又被称为“海上巡抚”或“移动总督”。
所谓“保教权”，是指在东印度的范围之内，由受葡萄牙国王派遣的耶稣会士负责葡属海外领地的传教事务，国王以保护者的身份，向他们提供传教经费、交通运输、信息传递等各种形式的后勤保障。作为交换。罗马教皇承认国王对其征服地区内的主教任命拥有推荐或指名特权。换句话说，在这一历史交易中，教廷与王室都各取所需，罗马下放了权力，赢得传播福音的机会与保护；里斯本承担了义务，换来在征服之地排他性的法定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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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被封为“东方传教圣徒”的沙勿略可谓“保教权”属性的最佳注脚。这位耶稣会元老在1541年受葡萄牙国王若阿三世之邀，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成为第一位在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在近十年的时间内，他先后在印度、马六甲、摩洛加群岛以及日本等地传播福音，最后死于潜入中国的冒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传道者，亦在抵达日本的两个月后写给果阿同伴信件中，提出建立商馆的合适地点、交易方式，并附上有利可图的商品清单。另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教士弗洛伊斯，亦在1555年极为敏感地捕获到商业信息，并在发自马六甲的信中直言，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侮掳为渴望利益的葡萄牙商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商业良机。
当然，传教士不务正业的商业活动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基于追求利益的初衷，无论是享有保教权的国王，还是罗马教廷和东印度省各地的总督们，总是以各种借口，拖延、克扣甚至挪用本来就不多的传教经费。1603年，果阿当局拒绝提供资金的理由是，装钱的口袋在船只卸货时不慎落入海中；而在1604年，一个更为荒唐的理由宣称：教皇征税的敕令被锁在文件柜中忘记取出，所以当年无法筹措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东方航线尽头的日本和中国的传教士始终处于入不敷出、卯吃寅粮的窘境之中。出于补充收入的目的，传教士们开始与商人订立契约，参与获利巨大的生丝贸易，他们的商业活动亦由偷偷摸摸、形同走私一般的地下活动，转变为堂而皇之的公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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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述海外扩张的初衷。高额利益引发了西方列强的疯狂竞争。在16世纪未，同属新教国家的英国人以及荷兰人也接踵而至。在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和1602年成立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指挥下，这些迟来一步的后来者根本不守规矩，其中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以及后起之秀英国尤为咄咄逼人，最终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地位。
世界贸易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势力从顶峰滑落之后，经远东航线转往世界各地的商品贸易依然盛行。通过这条航线，荷兰与英国的商船将无数中国商品，如瓷器、生丝、棉布、茶叶以及各种土特产输往全世界，而缺乏足够交易商品的西方商人开始将东南亚的香科以及日本、美洲白银输入中国(根据西方史学家弗兰克的估计，当时全球约一半左右的白银因此流入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国与西方的这种交易，为完整意义上的全球贸易和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
礼仪之争 也是一种交流
“礼仪之争”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未必都是坏事，它至少让西方人和东方人都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彼此存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宗教理念，同时，也在争执和冲突中更为深刻地理解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特质。从这一角度上说，冲突也是一种交流，一种更高级别、更深刻的交流方式。
正如从来没有纯正的文化或宗教一样，也从来不会有纯正的文化交流或宗教传播。基于殖民主义的传统。葡萄牙等西方列强在来到东方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征服方式就是武力。1515年，第一个来华的葡萄牙官方使臣皮雷斯就在报告中狂妄地宣称，只要有一艘400吨的船就可以毁灭广东，只要有10艘船就可以征服中国沿海的所有地带。而此后，又有人一再提出, http://www.100md.com(戚印平)
2010年底的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上，一艘在惊涛骇浪中前行的巨大木帆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在约500年前的明代末期，也有一批西方人驾着类似的大帆船。来到广州沿海的珠江口。这些被称为“南蛮”的葡萄牙人不仅带来了火铳与大炮，还带来了三棱镜和圣母像。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被动地走向世界，全球一体化的大幕也徐徐开启。
开拓东方 反被中国渔利
公元1553年后，广州在每年两次举行特定的交易会，为前往日本和返回果阿的葡萄牙商船提供商品。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势力从顶峰滑落之后，经远东航线转往世界各地的商品贸易依然盛行。正是中国与西方的这种交易，为完整意义上的全球贸易和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
导致这一历史巨变的决定性因素。是被称为“地理大发现”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在近百年的时间中，一批又一批西方航海家前赴后继，去往未知的世界尽头。这些伟大壮举不仅证实了我们居住的大地是一个圆形球体，而且使原本相对孤立的东西方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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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航海时代”，首先崛起的西方国家是位于欧洲最南端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与西班牙。打着王家旗号的两国商船与军舰从这里出发，向着东西两个方向前进，并由此展开西方列强在全球的势力范围之争。作为老牌殖民帝国，历任葡萄牙国王一直鼓励并支持海外冒险。他们先是沿着非洲西海岸南下，然后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海岸北上，抵达印度之后，葡萄牙人又马不停蹄地继续东行。1511年，占领马六甲；1513年，在摩洛加香料群岛建立商站；1517年，占领科伦坡；同年，第一支葡萄牙舰队抵达广东；1541年，抵达日本；1557年，定居澳门。自此，葡萄牙东方航线最终形成，而这一航线所及的广大地区，便成为葡萄牙海外东印度省。与此同时，不甘落后的西班牙人也一路西行。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先后在1509年和1533年，以区区数百人的远征队完成了对于阿兹台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征服，建立起名为“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1565年，西班牙人继哥伦布之后再次来到菲律宾，随即，他们便将目光投向地大物博的中国。1575年初，马尼拉总督派遣奥古斯丁会修士拉达出使中国，试图打开贸易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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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比丹即葡萄牙语Capitao-mor音译，原意是指大船长，但在16世纪之后的大航海时代，加比丹制度演变成为王室垄断的贸易专营制度。即王室指定的贵族有权进行每年一度由里斯本出发，绕经非洲至印度。再向东前往马六甲、澳门，最后至日本折返的贸易航行。由于船队首领有权节制沿途海域的本国商船与商人，并在停留各地港口时处理当地的行政事务，所以他又被称为“海上巡抚”或“移动总督”。
所谓“保教权”，是指在东印度的范围之内，由受葡萄牙国王派遣的耶稣会士负责葡属海外领地的传教事务，国王以保护者的身份，向他们提供传教经费、交通运输、信息传递等各种形式的后勤保障。作为交换。罗马教皇承认国王对其征服地区内的主教任命拥有推荐或指名特权。换句话说，在这一历史交易中，教廷与王室都各取所需，罗马下放了权力，赢得传播福音的机会与保护；里斯本承担了义务，换来在征服之地排他性的法定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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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被封为“东方传教圣徒”的沙勿略可谓“保教权”属性的最佳注脚。这位耶稣会元老在1541年受葡萄牙国王若阿三世之邀，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成为第一位在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在近十年的时间内，他先后在印度、马六甲、摩洛加群岛以及日本等地传播福音，最后死于潜入中国的冒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传道者，亦在抵达日本的两个月后写给果阿同伴信件中，提出建立商馆的合适地点、交易方式，并附上有利可图的商品清单。另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教士弗洛伊斯，亦在1555年极为敏感地捕获到商业信息，并在发自马六甲的信中直言，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侮掳为渴望利益的葡萄牙商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商业良机。
当然，传教士不务正业的商业活动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基于追求利益的初衷，无论是享有保教权的国王，还是罗马教廷和东印度省各地的总督们，总是以各种借口，拖延、克扣甚至挪用本来就不多的传教经费。1603年，果阿当局拒绝提供资金的理由是，装钱的口袋在船只卸货时不慎落入海中；而在1604年，一个更为荒唐的理由宣称：教皇征税的敕令被锁在文件柜中忘记取出，所以当年无法筹措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东方航线尽头的日本和中国的传教士始终处于入不敷出、卯吃寅粮的窘境之中。出于补充收入的目的，传教士们开始与商人订立契约，参与获利巨大的生丝贸易，他们的商业活动亦由偷偷摸摸、形同走私一般的地下活动，转变为堂而皇之的公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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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前述海外扩张的初衷。高额利益引发了西方列强的疯狂竞争。在16世纪未，同属新教国家的英国人以及荷兰人也接踵而至。在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和1602年成立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指挥下，这些迟来一步的后来者根本不守规矩，其中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以及后起之秀英国尤为咄咄逼人，最终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地位。
世界贸易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在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势力从顶峰滑落之后，经远东航线转往世界各地的商品贸易依然盛行。通过这条航线，荷兰与英国的商船将无数中国商品，如瓷器、生丝、棉布、茶叶以及各种土特产输往全世界，而缺乏足够交易商品的西方商人开始将东南亚的香科以及日本、美洲白银输入中国(根据西方史学家弗兰克的估计，当时全球约一半左右的白银因此流入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国与西方的这种交易，为完整意义上的全球贸易和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
礼仪之争 也是一种交流
“礼仪之争”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未必都是坏事，它至少让西方人和东方人都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彼此存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宗教理念，同时，也在争执和冲突中更为深刻地理解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特质。从这一角度上说，冲突也是一种交流，一种更高级别、更深刻的交流方式。
正如从来没有纯正的文化或宗教一样，也从来不会有纯正的文化交流或宗教传播。基于殖民主义的传统。葡萄牙等西方列强在来到东方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征服方式就是武力。1515年，第一个来华的葡萄牙官方使臣皮雷斯就在报告中狂妄地宣称，只要有一艘400吨的船就可以毁灭广东，只要有10艘船就可以征服中国沿海的所有地带。而此后，又有人一再提出, http://www.100md.com(戚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