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中美文化交流为观察背景，以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为文化记忆，以为儒家探寻现代阐释为前提，那么，杜维明先生应该是最合适的学者。

    探讨中美文化交流，首先要面对概念、分类、观念史以及体系等差异问题，当然，采访杜先生也需要了解大量新儒家的观念史，作为前提，比如对于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的认知。杜先生是国际型的大学者，约访杜先生，记者心里敬畏与忐忑。杜先生的电子邮件回复，很简洁，时间2012年某午后，地点为北大勺园咖啡厅。为何要选择这咖啡厅，下文再表。

    采访当日中午，杜先生正与瑞典大使罗睿德探讨梁启超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罗大使曾就读北大哲学系，是位中国通。罗大使疑惑，粱启超百年前所谈之“文化”，与今日中国内地火热之传统文化有何不同?罗大使曾是杜先生哈佛的故友。杜先生微笑着向他解释，百年前的问题关键是民族独立与富强，今天的问题关键是回归传统，所言文化，有所不同。杜先生言简意赅，点破了罗大使的疑惑。把中国文化的现代诠释带给西方人，这大概是杜先生一生的志业，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时机和环节，为儒家表达和阐述。

    送走了罗大使，杜先生如约接受本刊记者访谈。

    为何是勺园的咖啡厅呢?这才得知答案。因为，这咖啡厅的主人，与谈论主题相关。她是韩国大儒李退溪的后裔。杜先生与店主很熟悉，他对店主说：“这位记者采访我，聊李退溪，退溪不只是韩国历史名人，也是文化现象，应在这里增加一些退溪的氛围。”店主称是，大家莞尔一笑，访谈从退溪“未来的道场”展开。

    东亚价值的认同

    关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的问题，杜先生早有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