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不分南北，人无论古今，文化(cultura)和文明(civilis)的传承，都有赖于对各自经典的阅读。《宋史·道学传三·朱熹》：“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

    杜维明教授有一篇《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他在里面也说：“我们所认得的西方知识界，特别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专业人才，不管你反传统反到什么程度，没有例外地对西方哲学传统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一直到康德以后的谱系，都耳熟能详。如果一个学生，一个研究生，或者一个教授，居然对这些经典很生疏，引用错误，把柏拉图的东西讲成是亚里士多德的，或者是把托马斯·阿奎那的东西讲成是奥古斯丁的，把康德的东西讲成是黑格尔的，那他在学术界的发言权马上就会被剥夺。”

    其实，他这话移以形容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同样适用。因为常识的缺乏。往往被认为是学术思考的最严重且不可饶恕的硬伤。

    经典，需要经典阅读

    经典，顾名思义，是指一个民族或文化经过历史选择的，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精心思考的精髓，是被人们公认的代表一个民族或文化所能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的那些著作。以当代中国而论，所谓经典，不外是儒家传统的五经(十三经是五经派生出来的)、二十四史(尤重点在前四史)、宋明道学家的著作、清代朴学的研究成绩，以及西方优秀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其中又以儒门五经及宋明道学家的著作最为经典。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可取，我国自东汉以降，即有佛学自印度传入；晚明以还，西洋历法、数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