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宪角落最后繁华
“王者，君临天下也，虽有法令，天下未治，何也?王者，需若雷霆，震扫举国郁闷之气，若暴雨，洗涤满朝恋旧之风，而后方能万物复苏。国有生气也。”上述，戌戌年间，康有为给清朝皇帝光绪勾勒君主立宪的迫切与愿景。这也是康南海一生的追求、纠结和表达。可惜，晚清既没能实现东洋日本的实君宪政，也没能实现西洋英国的虚君宪政。最终，清廷颁诏退位，民国取而代之。
1945年，二次大战终结。伦敦街头短暂的狂欢之后，英国人突然发现，大英帝国“消失了”!英国正式从帝国的阶梯上走了下来。世界上所有日照的土地，只剩下孤独的英伦三岛，属于英国(陈文茜语)。可是，英国不失为比较好的宪政标本和警惕之资。
时轮旋转，今日，再谈英国，皆因奥运会契机，进一步，或言及文化，或思考不列颠文明的“江河万古”，需要一些崭新的动机和观念。与100年前比较，与紧接着的20世纪比较，与后撒切尔时代比较，与未来10年之中英国际政经环境比较，权衡高下，大有不同与意趣，心理结构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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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运与观风
当年的割地赔款，“治外法权”，帝国主义的语境，今天，恐怕很难直观感知了。中国之民族独立与经济发展，是现代性的逻辑前提，但文化自觉之探讨，中国大众还处于比较肤浅的层面，恐怕未必有清廷与民国交替之际的士人们清晰，如严复、容闳、康梁，章士钊等，乃至后来留英的费孝通。
当然，很难绕开的19世纪与20世纪的历史风潮，当然，也不妨上溯到两个帝国更前一个王朝进行比较，比如明代的消亡之际的汤显祖。与大英帝国的莎士比亚，同样作为大文豪剧作家，汤为何对世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为何莎士比亚的人性辉光，对于欧洲，对于世界产生了更加人文基调的影响和互动?这是否与时势、心态、人文观念有关系?时势造英雄，造历史人物，当然，历史人物的直观表达，也成为照耀更长历史长河的哲思锁钥。
当然，一中一英的比较很难简单、直接地判断，但是，“古今中西”之辨答，是否可能作为观察、比较、讨论、玩味中英文化的前提呢?再进一步，对于文化而言，“记忆使人自由”，没有文化记忆的民族是脆弱而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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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术，无古今
可能读者忽略了一个小记忆切口，就是今年再版电影《泰坦尼克》的主题曲“我心永恒”，这首歌曲作者霍纳惯用的凯尔特音乐结构，正好与中国人“五声音阶”暗合，所以，中国人容易被这首歌打动，再次打动。因为，相近的感知“记忆”。
顺流而上，就像冯象考订亚瑟王传奇、玻璃岛、圣杯、圆桌骑士等等历史，这都是不列颠文化或英美文化的源头，心灵深处的几何。这类心理结构，可以衍生出“哈利·波特”，也可衍生出“勇敢的心”。这都是当代中国人与英国人的文艺记忆。
当然，我们要知道，英国与中国有不同，比如两国的制度。宏观上，英国是君主立宪，中国是共和体制；英国是普通法系国家，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英国适用案例法，中国适用成文法。英国的很多制度与习惯，不可轻易为中国所移植和引用。但是，英国的宪政观念、制衡机制、传统与现代的继受与融合，值得中国人思考。英国可以拥有区别于欧洲大陆与美国的特征特质，都为中国的政府、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思考模式与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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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从幅员辽阔的宏观考量上，中国与美国更加适合做政治、经济的对镜国，但是在文化与思考方式上，对于古典哲学的玩味上，英国可提供了更多侧面，乃至为中国文化复兴，提供更多的参考语境和可能。
“道术无古今，致用乃为贵”。
梁任公的诗句，超拔，思索中国文化再造的人们视作心灵知己，也为理解中西文化给出了线索和路径。梁启超欧游归来，不再用“哲学”概括中国传统文化，转而用“道”与“术”二字，但是，其中的进步观念，迫切地改良人心与世运，还是他的不变追求。然而，此类进化进步之观念，也源于英国的达尔文。
当然，源头与流变，大相径庭，大不一样，但是，以相对之实践，检验相对之标准，成一时代的相应表达，成一时代的文化存续，成一时代的士大夫气象，都能看出梁启超等人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这也是中英之间的文化记忆切口。
罗素的中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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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中英文化的交集。
1922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创作了《中国问题》一书，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意见，他都有独特的观察与判断，使他无愧于“中国问题专家”这称誉。来自西方的眼光是特殊的，如巴特与萨特的“中国游记”，都是比较有趣的思维模式。
罗素在《中国问题》的一开头就提到了“未来”，这“未来”，对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依然如此：“在未来的两个世纪里，无论中国朝好的方向发展，还是朝坏的地方发展，都将对世界的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作为一个英国人，罗素说：“要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我们必须不仅仅考虑这个社会内部有多少善与恶，也要看它在促使别的社会产生善与恶方面起何作用，还要看这个社会享有的善较之于他处的恶而言有多少。如此说来，中国要胜于我们英国。我们的繁盛以及我们努力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依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而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国，他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的。”
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持续的反传统心态，罗素曾有过深刻批评：“中国人，即使是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在向白人民族(尤其是美国)寻求道德格言以代替孔子的语录。他们还没有想透彻一般人民的道德都是差不多的。”
这心态，不仅体现在清末“诗书传家”迫切革新的士大夫身上，时至20世纪、21世纪初，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有此映照。
中英之间，同异比较，趣味曲折，值得玩味。, http://www.100md.com(观河)
1945年，二次大战终结。伦敦街头短暂的狂欢之后，英国人突然发现，大英帝国“消失了”!英国正式从帝国的阶梯上走了下来。世界上所有日照的土地，只剩下孤独的英伦三岛，属于英国(陈文茜语)。可是，英国不失为比较好的宪政标本和警惕之资。
时轮旋转，今日，再谈英国，皆因奥运会契机，进一步，或言及文化，或思考不列颠文明的“江河万古”，需要一些崭新的动机和观念。与100年前比较，与紧接着的20世纪比较，与后撒切尔时代比较，与未来10年之中英国际政经环境比较，权衡高下，大有不同与意趣，心理结构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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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运与观风
当年的割地赔款，“治外法权”，帝国主义的语境，今天，恐怕很难直观感知了。中国之民族独立与经济发展，是现代性的逻辑前提，但文化自觉之探讨，中国大众还处于比较肤浅的层面，恐怕未必有清廷与民国交替之际的士人们清晰，如严复、容闳、康梁，章士钊等，乃至后来留英的费孝通。
当然，很难绕开的19世纪与20世纪的历史风潮，当然，也不妨上溯到两个帝国更前一个王朝进行比较，比如明代的消亡之际的汤显祖。与大英帝国的莎士比亚，同样作为大文豪剧作家，汤为何对世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为何莎士比亚的人性辉光，对于欧洲，对于世界产生了更加人文基调的影响和互动?这是否与时势、心态、人文观念有关系?时势造英雄，造历史人物，当然，历史人物的直观表达，也成为照耀更长历史长河的哲思锁钥。
当然，一中一英的比较很难简单、直接地判断，但是，“古今中西”之辨答，是否可能作为观察、比较、讨论、玩味中英文化的前提呢?再进一步，对于文化而言，“记忆使人自由”，没有文化记忆的民族是脆弱而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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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与术，无古今
可能读者忽略了一个小记忆切口，就是今年再版电影《泰坦尼克》的主题曲“我心永恒”，这首歌曲作者霍纳惯用的凯尔特音乐结构，正好与中国人“五声音阶”暗合，所以，中国人容易被这首歌打动，再次打动。因为，相近的感知“记忆”。
顺流而上，就像冯象考订亚瑟王传奇、玻璃岛、圣杯、圆桌骑士等等历史，这都是不列颠文化或英美文化的源头，心灵深处的几何。这类心理结构，可以衍生出“哈利·波特”，也可衍生出“勇敢的心”。这都是当代中国人与英国人的文艺记忆。
当然，我们要知道，英国与中国有不同，比如两国的制度。宏观上，英国是君主立宪，中国是共和体制；英国是普通法系国家，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英国适用案例法，中国适用成文法。英国的很多制度与习惯，不可轻易为中国所移植和引用。但是，英国的宪政观念、制衡机制、传统与现代的继受与融合，值得中国人思考。英国可以拥有区别于欧洲大陆与美国的特征特质，都为中国的政府、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思考模式与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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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从幅员辽阔的宏观考量上，中国与美国更加适合做政治、经济的对镜国，但是在文化与思考方式上，对于古典哲学的玩味上，英国可提供了更多侧面，乃至为中国文化复兴，提供更多的参考语境和可能。
“道术无古今，致用乃为贵”。
梁任公的诗句，超拔，思索中国文化再造的人们视作心灵知己，也为理解中西文化给出了线索和路径。梁启超欧游归来，不再用“哲学”概括中国传统文化，转而用“道”与“术”二字，但是，其中的进步观念，迫切地改良人心与世运，还是他的不变追求。然而，此类进化进步之观念，也源于英国的达尔文。
当然，源头与流变，大相径庭，大不一样，但是，以相对之实践，检验相对之标准，成一时代的相应表达，成一时代的文化存续，成一时代的士大夫气象，都能看出梁启超等人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这也是中英之间的文化记忆切口。
罗素的中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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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中英文化的交集。
1922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创作了《中国问题》一书，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意见，他都有独特的观察与判断，使他无愧于“中国问题专家”这称誉。来自西方的眼光是特殊的，如巴特与萨特的“中国游记”，都是比较有趣的思维模式。
罗素在《中国问题》的一开头就提到了“未来”，这“未来”，对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依然如此：“在未来的两个世纪里，无论中国朝好的方向发展，还是朝坏的地方发展，都将对世界的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作为一个英国人，罗素说：“要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我们必须不仅仅考虑这个社会内部有多少善与恶，也要看它在促使别的社会产生善与恶方面起何作用，还要看这个社会享有的善较之于他处的恶而言有多少。如此说来，中国要胜于我们英国。我们的繁盛以及我们努力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依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而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国，他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的。”
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持续的反传统心态，罗素曾有过深刻批评：“中国人，即使是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在向白人民族(尤其是美国)寻求道德格言以代替孔子的语录。他们还没有想透彻一般人民的道德都是差不多的。”
这心态，不仅体现在清末“诗书传家”迫切革新的士大夫身上，时至20世纪、21世纪初，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有此映照。
中英之间，同异比较，趣味曲折，值得玩味。, http://www.100md.com(观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