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旅行
托克维尔只是诸多前仆后继的“質疑民主派”思想家中的一个，无数优秀的思想家——上至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下至20世纪的哈耶克——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些亲手搭建起美国民主制度框架的“美国国父们”，很多恰恰是質疑民主的“托克维尔主义者”。
1835年，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参观了一圈美国之后，写了一本书叫《论美国的民主》，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我考察美国，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合理的好奇心，我的愿望是找到一些我们自己能够从中受益的启示。我承认，在美国，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美国。在那里，我寻找民主的形象本身，它的倾向、特点、偏见和激情，从而了解它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恐惧或希望。”
我2000年去美国，2007年离开，期间在哥大、哈佛两所大学学习过。但是在此期间我从中受益最多的却不是这两所大学，而是第三所大学：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动态本身。
截然不同的制度、文化、语言背景，使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很难彻底融入美国社会，但是，这个障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可能是好事——它有益于我保持观察美国社会时的新鲜感。就象如果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可能会对电视、汽车、电梯、男人打领带却不穿裙子、女人穿裙子却不打领带感到奇异一样，来自中国的我，会对发生在美国政治、社会中的诸多现象感到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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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势观“风”
当年，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参观美国时也颇感奇异。
令他最感奇异的，是美国政治中的平等观念。他写道：“在所有美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新鲜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平等给我带来更大的冲击力了。我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基本事实对整个社会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它给公共舆论带来一定的方向，给法律带来一定的基调，给统治机构传输新的公理，给被统治者带去特殊的习惯。”
对美国社会了解越深入，我就越意识到平等是所有其他事物滋生的基本事实，也是我所有观察所抵达的核心要点。然而，读过《论美国的民主》的人都知道，托克维尔写上述这段话时，与其说是抱着赞赏的心情，不如说是哀叹的心情。作为一个外公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爸爸被囚禁的法国贵族遗少，托克维尔对民主——这种在美洲大陆刚刚生长起来的奇花异草——抱有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他意识到民主的崛起是势不可挡的历史必然趋势，而且他也相信民主可以消除专制制度的一些弊端；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忧虑民主可能的危害——他忧虑民主会造成多数暴政，忧虑民主会使人们偏好“做奴隶的平等”甚于“自由下的不平等”，尤其忧虑民主会导致整个社会智识的平庸化，“吸干诗意的源泉”。
, 百拇医药
这并不只是一个贵族遗少对失去特权而发出的哀鸣。
托克维尔只是诸多前仆后继的“質疑民主派”思想家中的一个，无数优秀的思想家——上至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下至20世纪的哈耶克——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些亲手搭建起美国民主制度框架的“美国国父们”，很多恰恰是質疑民主的“托克维尔主义者”。
宪政源于制衡
权力制衡的意义在于促进利益均衡。通过充分制衡做出来的决策，一般不至于“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各方利益都能沾点光，从而缓和政治矛盾。比如，07年提高最低工资法案的通过，经过参众两院、共和民主两党、国会政府经过多方博弈，最后一方面提高了最低劳工工资，另一方面也附带了给小企业减税条款，雇工和雇主的利益同时得到了一定限度的保护。又比如06年那次纽约地铁工人大罢工，最后一方面工人的养老金低贡献率得以维系，另一方面工人又必须略微提高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同样是“斗争双方”都必须做出妥协。第三个例子，新泽西州政府与州议会为消费税增加闹僵之后，最后的结果是：议会同意增税，但是政府必须同意将部分税收返回老年贫困群体。无数这样的例子表明，充分制衡的结果就是，在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中，谁也不能全面得逞，在有所得的同时也要有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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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我们始终不大愿意正视政治的“利益集团”特征，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宁愿使用“人民群众”这样含糊其辞的概念。其实，哪有什么抽象的“人民群众”呢?当纽约地铁工人以搞瘫全市交通要挟涨工资时，这些地铁工人固然是“人民群众”，但那些怨声载道的纽约居民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当美国的那些宗教右翼坚决反对堕胎时，他们固然是“人民群众”，但是那些支持妇女堕胎权的自由左翼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同理，北京上海人愿意维系本地人较低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在这个问题上，北京上海居民是人民群众，全国其他地方的居民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当政府向偏爱的大型国企贷款从而保护了国企员工的利益时，国企员工自然是“人民群众”，但很多因此失去货款机会的中小民营企业员工就不是人民群众吗?正是那种常见的“整体主义”的“人民群众观”，那种不同社会阶层、团体具有统一利益的幻觉，导致了那种“整体主义”的政治观，似乎一个政治势力就可以全方位地代表全体“人民群众”。
除了利益均衡。充分制衡另一个更大的好处是提高政治决策的理性成分。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不同利益之间的简单加减法，而是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对话当中找到一个最合乎公共利益的政策方案。当代有不少政治哲学家都倡导一个叫“协商式民主”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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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民主200年来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纠错能力。充分制衡意味着强制性的对话，而根据哈贝马斯，充分、有效的对话是政治现代性的要旨。“怎样悼念死者”一文。记录了每一次大的矿难之后如何促使美国政府改进煤旷监督机制，从而使煤矿产业成为一项本質安全的行业。“民主请客谁掏钱”里，我们能看到为了围追堵截金钱对竞选的不公正影响，美国的立法者们如何与时俱进地推动一项项新的改革。虐俘丑闻出现之后，美国各界声势浩大的抗议迫使政府“悬崖勒马”，审判虐俘者并签署反虐待条款。当“给个理由先”这个尚方宝剑时时刻刻伸出来挡住一个公共政策的去路时，这个政治机器的理性程度也就被迫不断提高。
寻找自由的“地平线”
托克维尔——乃至以前的柏拉图以及后来的哈耶克——的观念失误正在于此：他们高估了民主制度的“统计”功能，低估了民主所推动的“协商”过程，所以才悲观地预测民主终将导致多数暴政和整个社会的“平庸化”。事实上。我们观察今天美国的民主，既能看到democracy(民主)。也能看到meritocracy(优者胜出)。一方面多数人的福利底线能够通过民主得到维护，另一方面“少数人”的精英主义冲动也没有因此被消灭，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不但能够在这个制度中找到展示途经，而且一般来说能够得到相应回报。所谓实现“美国梦”不仅仅是住上“洋房花园”，而是指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正反馈机制中实现个人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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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式的富足也造就了无数坐在沙发上吃着垃圾食品、看着垃圾电视节目的“平庸”人群——而这正是托克维尔所担心的，但是美国无论在科技、艺术、音乐、文化、商业、金融、领域，各行各业里优秀人才仍然层出不绝，那些没有民主化的国家、或者那些自称更民主的国家，似乎都很难号称自己的科技、文化、商业产品更“优秀”。
当无数普通民众开始走进大都会博物馆欣赏艺术品，去林肯中心听歌剧，坐在咖啡馆里聊政治，谈论貌似“事不关己”的全球变暖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民主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大量贵族的平民化”，更是“大量平民的贵族化”。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又可以说美国民主之所以避免了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暴政”和“社会平庸化”，正是因为美国国父们将“托克维尔式的悲观”溶入了制宪时的考虑。
他们对暴政——无论来自政府还是民众——有着充分的估计和警觉，所以才设计了一个各方“充分制衡”的复杂政治机器。联邦党人害怕“多数暴政”，所以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加入了很多精英主义的成分，刻意回避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反联邦党人害怕“政府暴政”，所以在制度中加入了很多个人权利条款，为权利的平等化发展打下了制度基础。
复杂的制衡装置使精英主义和平民权利、理性和利益之间形成一种均衡互动，维系美国200多年来大多数时候的国泰民安。(选编自《民主的细节》), http://www.100md.com(刘瑜)
1835年，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参观了一圈美国之后，写了一本书叫《论美国的民主》，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我考察美国，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合理的好奇心，我的愿望是找到一些我们自己能够从中受益的启示。我承认，在美国，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美国。在那里，我寻找民主的形象本身，它的倾向、特点、偏见和激情，从而了解它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恐惧或希望。”
我2000年去美国，2007年离开，期间在哥大、哈佛两所大学学习过。但是在此期间我从中受益最多的却不是这两所大学，而是第三所大学：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动态本身。
截然不同的制度、文化、语言背景，使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很难彻底融入美国社会，但是，这个障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可能是好事——它有益于我保持观察美国社会时的新鲜感。就象如果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可能会对电视、汽车、电梯、男人打领带却不穿裙子、女人穿裙子却不打领带感到奇异一样，来自中国的我，会对发生在美国政治、社会中的诸多现象感到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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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势观“风”
当年，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参观美国时也颇感奇异。
令他最感奇异的，是美国政治中的平等观念。他写道：“在所有美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新鲜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平等给我带来更大的冲击力了。我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基本事实对整个社会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它给公共舆论带来一定的方向，给法律带来一定的基调，给统治机构传输新的公理，给被统治者带去特殊的习惯。”
对美国社会了解越深入，我就越意识到平等是所有其他事物滋生的基本事实，也是我所有观察所抵达的核心要点。然而，读过《论美国的民主》的人都知道，托克维尔写上述这段话时，与其说是抱着赞赏的心情，不如说是哀叹的心情。作为一个外公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爸爸被囚禁的法国贵族遗少，托克维尔对民主——这种在美洲大陆刚刚生长起来的奇花异草——抱有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他意识到民主的崛起是势不可挡的历史必然趋势，而且他也相信民主可以消除专制制度的一些弊端；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忧虑民主可能的危害——他忧虑民主会造成多数暴政，忧虑民主会使人们偏好“做奴隶的平等”甚于“自由下的不平等”，尤其忧虑民主会导致整个社会智识的平庸化，“吸干诗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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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只是一个贵族遗少对失去特权而发出的哀鸣。
托克维尔只是诸多前仆后继的“質疑民主派”思想家中的一个，无数优秀的思想家——上至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下至20世纪的哈耶克——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些亲手搭建起美国民主制度框架的“美国国父们”，很多恰恰是質疑民主的“托克维尔主义者”。
宪政源于制衡
权力制衡的意义在于促进利益均衡。通过充分制衡做出来的决策，一般不至于“赢者全赢，输者全输”，各方利益都能沾点光，从而缓和政治矛盾。比如，07年提高最低工资法案的通过，经过参众两院、共和民主两党、国会政府经过多方博弈，最后一方面提高了最低劳工工资，另一方面也附带了给小企业减税条款，雇工和雇主的利益同时得到了一定限度的保护。又比如06年那次纽约地铁工人大罢工，最后一方面工人的养老金低贡献率得以维系，另一方面工人又必须略微提高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同样是“斗争双方”都必须做出妥协。第三个例子，新泽西州政府与州议会为消费税增加闹僵之后，最后的结果是：议会同意增税，但是政府必须同意将部分税收返回老年贫困群体。无数这样的例子表明，充分制衡的结果就是，在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中，谁也不能全面得逞，在有所得的同时也要有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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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我们始终不大愿意正视政治的“利益集团”特征，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宁愿使用“人民群众”这样含糊其辞的概念。其实，哪有什么抽象的“人民群众”呢?当纽约地铁工人以搞瘫全市交通要挟涨工资时，这些地铁工人固然是“人民群众”，但那些怨声载道的纽约居民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当美国的那些宗教右翼坚决反对堕胎时，他们固然是“人民群众”，但是那些支持妇女堕胎权的自由左翼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同理，北京上海人愿意维系本地人较低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在这个问题上，北京上海居民是人民群众，全国其他地方的居民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当政府向偏爱的大型国企贷款从而保护了国企员工的利益时，国企员工自然是“人民群众”，但很多因此失去货款机会的中小民营企业员工就不是人民群众吗?正是那种常见的“整体主义”的“人民群众观”，那种不同社会阶层、团体具有统一利益的幻觉，导致了那种“整体主义”的政治观，似乎一个政治势力就可以全方位地代表全体“人民群众”。
除了利益均衡。充分制衡另一个更大的好处是提高政治决策的理性成分。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不同利益之间的简单加减法，而是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对话当中找到一个最合乎公共利益的政策方案。当代有不少政治哲学家都倡导一个叫“协商式民主”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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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民主200年来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纠错能力。充分制衡意味着强制性的对话，而根据哈贝马斯，充分、有效的对话是政治现代性的要旨。“怎样悼念死者”一文。记录了每一次大的矿难之后如何促使美国政府改进煤旷监督机制，从而使煤矿产业成为一项本質安全的行业。“民主请客谁掏钱”里，我们能看到为了围追堵截金钱对竞选的不公正影响，美国的立法者们如何与时俱进地推动一项项新的改革。虐俘丑闻出现之后，美国各界声势浩大的抗议迫使政府“悬崖勒马”，审判虐俘者并签署反虐待条款。当“给个理由先”这个尚方宝剑时时刻刻伸出来挡住一个公共政策的去路时，这个政治机器的理性程度也就被迫不断提高。
寻找自由的“地平线”
托克维尔——乃至以前的柏拉图以及后来的哈耶克——的观念失误正在于此：他们高估了民主制度的“统计”功能，低估了民主所推动的“协商”过程，所以才悲观地预测民主终将导致多数暴政和整个社会的“平庸化”。事实上。我们观察今天美国的民主，既能看到democracy(民主)。也能看到meritocracy(优者胜出)。一方面多数人的福利底线能够通过民主得到维护，另一方面“少数人”的精英主义冲动也没有因此被消灭，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不但能够在这个制度中找到展示途经，而且一般来说能够得到相应回报。所谓实现“美国梦”不仅仅是住上“洋房花园”，而是指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正反馈机制中实现个人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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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美国式的富足也造就了无数坐在沙发上吃着垃圾食品、看着垃圾电视节目的“平庸”人群——而这正是托克维尔所担心的，但是美国无论在科技、艺术、音乐、文化、商业、金融、领域，各行各业里优秀人才仍然层出不绝，那些没有民主化的国家、或者那些自称更民主的国家，似乎都很难号称自己的科技、文化、商业产品更“优秀”。
当无数普通民众开始走进大都会博物馆欣赏艺术品，去林肯中心听歌剧，坐在咖啡馆里聊政治，谈论貌似“事不关己”的全球变暖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民主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大量贵族的平民化”，更是“大量平民的贵族化”。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又可以说美国民主之所以避免了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暴政”和“社会平庸化”，正是因为美国国父们将“托克维尔式的悲观”溶入了制宪时的考虑。
他们对暴政——无论来自政府还是民众——有着充分的估计和警觉，所以才设计了一个各方“充分制衡”的复杂政治机器。联邦党人害怕“多数暴政”，所以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中加入了很多精英主义的成分，刻意回避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反联邦党人害怕“政府暴政”，所以在制度中加入了很多个人权利条款，为权利的平等化发展打下了制度基础。
复杂的制衡装置使精英主义和平民权利、理性和利益之间形成一种均衡互动，维系美国200多年来大多数时候的国泰民安。(选编自《民主的细节》), http://www.100md.com(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