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交替之际，恰是中国古代史上“天翻地覆”的悲剧时代，社会制度演化剧烈，随之的学人思想亦是千回百变。余姚大儒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总结明代及其以前诸代——尤有秦汉、隋唐、宋元——的政治制度的特点和流弊，同时，阐发其民本思想和政治理想，具有启蒙性和开创性。

    清末，历史好像“轮回”，有史家的逻辑，也有事件本身的逻辑。在历史与非历史的选择中，王国维认为有“统系”才会有历史，梁肩超认为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轨迹——1902年在《新史学》中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历史的书写者的后知之明太强了，总是巧妙地不声不响地与即将到来的胜利者站在一边。情绪、偏见形成他的历史观。在不断分类选择中，有些历史的低音慢慢被忘掉了。谭嗣同是当年的高音，近日的低音。

    “非君”的时代创见

    清末与谭嗣同一样火热的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一书。

    对于黄宗羲的“非君”论思想，有的学者从其政治理想哲学性的角度认为，黄宗羲的批判是“先验”的“经验性”补足，黄氏的政治“理想国”的存存形式及操作、控制机制“完全是君主专制主义的性质”，并称黄氏是传统社会一心一意的专事“补天”的“抱道君子”

    但是，亦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分析黄氏的“非君”观与中国历史上的“无君”论之不同，如魏晋时的阮藉、鲍敬言等代表的“无君”论和宋元之际邓牧的《伯牙琴》中的“非君性”论述，并加以区别，还认为，虽然黄宗羲提出的所谓“三代之治”仍属于君主制的政治范畴，但这类十分模糊的政治框架内包容着主权存民的精神祈望，可以促使人们存其中填充与封建政体相异动的思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