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医患纠纷的社会性思考(2)
很显然，医患直接冲突的实质反映出的是医患在诊疗过程中对公平医疗、人格尊严、知情同意等权利和利益的直接争夺。我国现阶段医患之间的间接冲突大多是隐性的，表面上似乎不直接反映出医患之间的利益关系，且常不直接发生于医患之间，但其本质上是医患之间的利益冲突。如医与药的相互关系、医疗事故处理中的相关规定就隐藏着医患双方的利益关系。应该承认，我国现阶段的医患直接冲突暴露出了医疗改革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患对各自角色、观念、权力、义务的反思，对调整医疗关系有一定的作用。这正如科塞在社会冲突功能理论中阐述的那样：冲突在群体中经常发生有助于现存的规范获得新生，或者推动新规范的产生，通过创新和改进规范保证在新的条件下继续生存。值得关注的是，间接的隐性冲突虽然不容易被社会重视，但就医患关系实质来说却是根源性的，影响是深刻的，常常引发或激化医患之间的直接冲突，隐性是显性直接冲突的重要源头。
(2)医患之间的暴力冲突和非暴力冲突: 从冲突的程度上来划分，冲突可以分为暴力冲突和非暴力冲突。目前我国医患之间的冲突主要以非暴力冲突为主，表现为医患在冲突发生后大多通过合理的途径，如向医院或卫生部门提出诉求，双方协商，或向法院提起医疗诉讼，得到法律的判决。这主要是得益于患者法律意识的增强和我国相关的医事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有资料表明，在2002年我国未颁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前医患之间的暴力冲突表现明显，据统计，1998-2001年北京71家二级以上的医院发生患者影响医院诊疗秩序的事件1567起，医务人员被打事件502起，其中被打伤致残者90人。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后，虽然此法律法规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但毕竟我国有了一部专门解决医患纠纷的法律法规，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举证倒置”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患者有利，所以患者也愿意以这种理性的手段来解决纠纷。
, 百拇医药
但我们发现很多暴力冲突，是从非暴力冲突转化而来的。其实，任何医疗纠纷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恶性的、非理性的，只是在患方多次诉求未得到满足时，才演变成为暴力冲突。这一冲突形式提示我们，医院要建立医患沟通的制度，设立专门的调节医患关系机构，尽可能地将矛盾化解在早期。国外依据社会学相关理论外就有了“医学社会工作者”这一职业，由他们来增强医患间的沟通，避免恶性冲突的发生。目前我国国内只有上海东方医院设立有社会工作部，有专职的社会工作者来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调节医患之间的矛盾，并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这种经验值得推广。
(3)医患之间的现实冲突和非现实冲突: 从冲突的目的来划分，冲突可以分为现实冲突和非现实冲突。这是科塞在冲突社会学理论中划分出的最重要的一种冲突类型。所谓现实冲突是指“那些由于在关系中的某种要求得不到满足以及由于对其他参与者所作所为的估价而发生的冲突”[4]。简言之，现实冲突就是为达到某种目标而作为手段的冲突，现实冲突大多通过协商等方式可以解决。所谓非现实冲突“不是由竞争性目标引起的，而是由冲突中至少有一方为释放紧张情绪的需要而引起的。”这时，无论人们是否认识到冲突的存在，冲突本身就是目标*。
, 百拇医药
运用科塞的理论来分析我国目前医患之间的冲突，我们发现现阶段我国医患之间的非现实冲突表现更为突出，也更为严重。主要表现为：
首先，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度低甚至不信任。在这种心理下，医疗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细小的点都可能引发医患之间的冲突。在这里要特别提到当前医患关系中第三者媒介不适当介入对医患双方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例如部分新闻媒体在报道医疗事故时没有按照客观全面的要求报道，对患者抱有同情心，更照顾患者的感受，因此医院及医务人员没有足够的正面宣传，更多的宣传患者的弱势形象、这样就会让患者对医院以及医务人员产生误解，甚至与医方产生冲突。
其次是社会对医生角色期望值高。据调查报道，我国现阶段社会对医生的角色期望是“解除疾苦的天使，保护生命的靠山，体贴入微的亲人，推心置腹的朋友，循循善诱的老师，调试心境的向导。”可以看出，社会对医生的期待不仅是“亲人、朋友、老师”，还是“天使、靠山”，医生角色至少包含了五种角色的内涵。而这种高期望一旦不能实现，就很容易导致冲突。
再就是患者医疗观念的偏失。很多患者或者家属并不是医务工作者，对医疗工作和医学知识了解甚微，他们认为医院有责任帮助患者治疗疾病，一旦治疗效果不理想或者没有达到他们理想治疗效果时，患者心态就不平衡。, 百拇医药(苏樱)
(2)医患之间的暴力冲突和非暴力冲突: 从冲突的程度上来划分，冲突可以分为暴力冲突和非暴力冲突。目前我国医患之间的冲突主要以非暴力冲突为主，表现为医患在冲突发生后大多通过合理的途径，如向医院或卫生部门提出诉求，双方协商，或向法院提起医疗诉讼，得到法律的判决。这主要是得益于患者法律意识的增强和我国相关的医事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有资料表明，在2002年我国未颁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前医患之间的暴力冲突表现明显，据统计，1998-2001年北京71家二级以上的医院发生患者影响医院诊疗秩序的事件1567起，医务人员被打事件502起，其中被打伤致残者90人。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后，虽然此法律法规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但毕竟我国有了一部专门解决医患纠纷的法律法规，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举证倒置”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患者有利，所以患者也愿意以这种理性的手段来解决纠纷。
, 百拇医药
但我们发现很多暴力冲突，是从非暴力冲突转化而来的。其实，任何医疗纠纷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恶性的、非理性的，只是在患方多次诉求未得到满足时，才演变成为暴力冲突。这一冲突形式提示我们，医院要建立医患沟通的制度，设立专门的调节医患关系机构，尽可能地将矛盾化解在早期。国外依据社会学相关理论外就有了“医学社会工作者”这一职业，由他们来增强医患间的沟通，避免恶性冲突的发生。目前我国国内只有上海东方医院设立有社会工作部，有专职的社会工作者来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调节医患之间的矛盾，并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这种经验值得推广。
(3)医患之间的现实冲突和非现实冲突: 从冲突的目的来划分，冲突可以分为现实冲突和非现实冲突。这是科塞在冲突社会学理论中划分出的最重要的一种冲突类型。所谓现实冲突是指“那些由于在关系中的某种要求得不到满足以及由于对其他参与者所作所为的估价而发生的冲突”[4]。简言之，现实冲突就是为达到某种目标而作为手段的冲突，现实冲突大多通过协商等方式可以解决。所谓非现实冲突“不是由竞争性目标引起的，而是由冲突中至少有一方为释放紧张情绪的需要而引起的。”这时，无论人们是否认识到冲突的存在，冲突本身就是目标*。
, 百拇医药
运用科塞的理论来分析我国目前医患之间的冲突，我们发现现阶段我国医患之间的非现实冲突表现更为突出，也更为严重。主要表现为：
首先，患者对医护人员的信任度低甚至不信任。在这种心理下，医疗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细小的点都可能引发医患之间的冲突。在这里要特别提到当前医患关系中第三者媒介不适当介入对医患双方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例如部分新闻媒体在报道医疗事故时没有按照客观全面的要求报道，对患者抱有同情心，更照顾患者的感受，因此医院及医务人员没有足够的正面宣传，更多的宣传患者的弱势形象、这样就会让患者对医院以及医务人员产生误解，甚至与医方产生冲突。
其次是社会对医生角色期望值高。据调查报道，我国现阶段社会对医生的角色期望是“解除疾苦的天使，保护生命的靠山，体贴入微的亲人，推心置腹的朋友，循循善诱的老师，调试心境的向导。”可以看出，社会对医生的期待不仅是“亲人、朋友、老师”，还是“天使、靠山”，医生角色至少包含了五种角色的内涵。而这种高期望一旦不能实现，就很容易导致冲突。
再就是患者医疗观念的偏失。很多患者或者家属并不是医务工作者，对医疗工作和医学知识了解甚微，他们认为医院有责任帮助患者治疗疾病，一旦治疗效果不理想或者没有达到他们理想治疗效果时，患者心态就不平衡。, 百拇医药(苏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