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历史长河中，中国近现代医学事业可谓风雨中飘摇沉浮，炮火中匍匐前行。

    这是一个漫长的、跨越两个世纪的医学航程，与疾病和瘟疫的战斗成为一代又一代从医者的光荣与梦想。仁爱的旗帜下、枪林弹雨中的救护、缺了无影灯的手术室，没有国界之分，没有宗教之分，没有民族之分，是医生，就站出来救死扶伤。

    百余年前，在那遥远的东方，就已经有了他们的身影——

    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于1807年9月到达澳门与广州，是公认最早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三大领域进行活动,分别是布道、办学和传医。其中,“医药传教士”的活动直接促成现代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在西方医学文化领域特别是医学伦理领域认真开拓的第一批人士，几乎也都是基督教学者。

    真正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个医药传教士是美国人彼得·伯驾。伯驾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来华，1835年11月4日，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开设“广州眼科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医局开张第一天，无人就诊。第二天，终于有一位“勇敢的”妇女前来就医。此后，来就医者络绎不绝。6个星期后，便有450位病人得到治疗。

    到1881年，在华基督教医药传教士已达34人，1887年增长到大约60人。

    英国伦敦会传教医生雒魏林是另一位早期著名的医药传教士。1861年，雒魏林任英国驻华使馆医生，并在北京设立了第一所基督教会医院，即后来北京协和医院的前身。这一时期其他著名的基督教会医院还有汉口仁济医院、上海同仁医院、汕头福音医院、天津马大夫医院、苏州博习医院、山西汾阳医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