栓塞。而陈晓兰在与院方的斗争中，不仅差点遭遇打手暗算，还被污为“精神有问题”。

    陈晓兰从此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从1997年7月到2006年7月，陈晓兰自费进京近40次，每次都是向国务院、卫生部、医药管理局、工商总局等部门反映情况。近十年来，陈晓兰最苦、最难，压力最大的时候是2002年。当时上海市卫生局有人曾建议市委、市政府对陈晓兰“予以训诫”。市药监局某些官员则污蔑“陈晓兰里通外国，找外国记者反映情况……”还有一位官员呼吁，对陈晓兰要进行“政治定性”。

    为了打掉那些有着正式注册号的骗人医疗器械，陈晓兰先后打了八次官司，次次都是输。每次医疗器械被叫停了，官司却打不赢，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医疗器械既无立法，也没有“假冒伪劣”之说。《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从头翻到尾，未见“假冒伪劣”一词，判断一种医疗器械合法不合法，依据就是产品有没有“注册号”，而市面上许多大行其道的黑心器械，不管它那注册号是怎么来的，往往还都是注册号齐全的“明路货”。

    陈晓兰对社会作出了这样大的贡献，但一些同行却视其为“另类”。1997年她因不断举报问题而被中断了医院收入，难以在原单位正常工作；她的年终评价被写上“不服从组织的统一决定，反对把光量子说成激光”；她的人身安全甚至也受到威胁。她自己之所以坚持了这么多年打假，正是出于医生的责任感。“我是医生，我在和生命打交道!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句话成了陈晓兰标志性的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