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空白，动了谁的健康？
沸沸扬扬的“镉大米”牵出了土壤污染这个沉重的话题，土壤污染事关农产品安全，给超过13亿人口的农业大國带来了巨大的生存考验。
毒地之上，何物不毒？整个大地，浸在重金属、化肥农药、化工废料之中，土地污染严重至极，消费大众只好被练成百毒神君，百毒入侵，死而后已!尽管社会舆论反复要求、代表委员多次呼吁，然而，至今我國在土壤污染的防治方面仍未有专门立法。土地污染防治，是关乎政治、经济、民生的大事，而监管的空白，到底动了谁的健康？
谁为民众健康买单
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环境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却是：在种子变得越来越优良的同时，全球的土壤却越变越糟，如果不根本改良土壤，整个世界都将深陷粮食危机。不仅如此，近年来在土地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集中多发地区，居民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病死率上升，在全國多个地区出现“癌症村”。
, 百拇医药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该报记者在湖南、辽宁、内蒙古等省区调研时了解到，我國环境污染污染正由大气、水体向土壤污染转移，土壤污染已进入一个“集中多发期”，对居民身体健康和农产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因土地污染地下水质量较差，造成砷中毒、氟中毒等地方病较为严重的情况。辽宁省锦州葫芦岛一带，土地主要受锌厂污染影响，污染元素以镉、铅、锌为主。此类元素攻击人的肾器官和骨骼，造成骨质疏松。在日本，这叫“骨痛病”，属比较常见的职业病。
统计显示，2008年以来，全國已发生百余起重大污染事故，包括砷、镉、铅等重金属污染事故达30多起。其中浏阳镉污染事件不仅污染了厂区周边的农田和林地，还造成2人死亡，500余人镉超标。
随着核技术在工农业、医疗、地质、科研等各领域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放射性污染物也开始进入到土壤中，这些放射性污染物除可直接危害人体外，还可以通过生物链和食物链进入人体。据媒体报道，近年来，血铅超标、尿镉超标等时有报道，重金属污染出现了工业向农业转移、城区向农村转移、地表向地下转移、上游向下游转移，从水土污染到食品链转移，由逐步积累的污染正在进入突发性、连锁性、区域性的爆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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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爆发的污染事故损失惨重，不仅增加了环境保护治理成本，也使社会稳定成本大增，而土壤污染修复所需的费用更是天价。常州农药厂土壤修复需2亿元，无锡胡埭电镀厂重金属铬污染修复费用890万元，苏州化工厂需数亿至数10亿元。
不可盲目追求GDP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國对國家经济发展有很多规划，各种改革措施十分强劲，因而带动了國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对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却缺乏明确的规划和相应的措施。
当前我國正处于产业带向中西部转移的阶段，一些中西部省份正在快速崛起，但由于当地环境容量和环保规划的空缺，一些村镇正在无选择地承接东部转移的产业，一些高污染产业正在由东部向西部转移。专家表示，中西部地区土壤质量差，环境容量其实比大部分东部地区低很多，这样没有计划性的转移，对于土壤保护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举动。因此，如果只强调发展，不考虑环境的风险，是对资源和环境的掠夺。科学发展，应先有规划，后有发展。不能盲目追求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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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显示，造成生态和环境破坏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污染源头是企业。数据表明，我國工业企业污染约占总污染的70%，其中工业企业污染中的50%是因企业管理不善造成的。有关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忽视了对周围环境和群众健康的保护，暴露出企业环境意识薄弱和地方政府责任缺失。从中石油松花江污染，到云南曲靖铬渣污染，再到紫金矿业汀江污染，都反映出自律不足、监管乏力、管理缺失的问题。
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当人们呼吸的空气、引用的水源、食用的粮食、蔬菜和肉类都遭到严重污染时，这种发展就背离了初衷，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需反思产业发展模式，真正落实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是否有法可依？
维持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把预防作为中长期目标。随着我國被污染的土地日益增多，治理费用高昂，如果所有被污染的土地都做修复，成本太高，无法接受。与此相比，采用法律手段加强对土地污染的防治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尽管如此，但目前我國并没有关于土地污染的专项立法，关于土地污染防治的一些规定，大多散落在各个部门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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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从不同侧面、不同途径、不同种类对土地污染的防治问题作了一些规定，对防治土地污染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相关法律条款都是原则性、概括性规定，并未形成系统的、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制度，加上其在执法上缺乏必要的力度，使土地污染的防治和治理工作更是难以执行。而这些部门法主要侧重于单一类型破坏行为的规范与治理，对慢性、隐性的土地污染规制不够明确，对土地生态破坏的预防性措施规定不够具体，而对于已经被破坏的土地生态环境并无有效的治理与监督机制，缺乏整体性与综合性法律保护对策。
如在《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规范中只能找到单一类型的规制，对由于大气、水、固体废物在许可范围内的排放所可能导致的土地污染没有明确规定，不利于从“源头”上遏制土地污染。同时，适用于大气与水污染的“超标罚款”“排污收费”等法律制度在土地保护中很难有效实施，因为土地污染的潜伏期相对较长，滞后性特别明显，从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土地污染的有效预防治理。
, http://www.100md.com
我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其中提出了土地环境保护的要求，但是对于如何保护、未予保护的后果如何、如何防止破坏性后果的发生等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而在其他相关的法律规范中也没有具体落实防治污染的预警机制。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法律责任是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目标的重要保障，而在我國现行的土地污染防治法律规范中，并没有规定法律责任的主体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使一些严重污染土地的行为得不到法律追究，导致我國土地污染防治工作缺乏基本的法律保障。
土壤污染事关农产品安全，与公众健康息息相关，尤其是对于农民而言，土地几乎是他们惟一的生活来源，政府有责任、更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土壤环境的责任。但需要强调的是，土壤治污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只与某一个部门有关。要想遏制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有效地为土壤“排毒”，需要國土、地质、农业、水利等多部门联动。只有在加强监管和信息公开的基础上群策群力，合力治理土地污染问题，才能遏制“毒地”的扩张，才能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和监管型政府的双重价值，真正建好“美丽中國”和“健康中國”。, http://www.100md.com(吴伦芳)
毒地之上，何物不毒？整个大地，浸在重金属、化肥农药、化工废料之中，土地污染严重至极，消费大众只好被练成百毒神君，百毒入侵，死而后已!尽管社会舆论反复要求、代表委员多次呼吁，然而，至今我國在土壤污染的防治方面仍未有专门立法。土地污染防治，是关乎政治、经济、民生的大事，而监管的空白，到底动了谁的健康？
谁为民众健康买单
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环境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却是：在种子变得越来越优良的同时，全球的土壤却越变越糟，如果不根本改良土壤，整个世界都将深陷粮食危机。不仅如此，近年来在土地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集中多发地区，居民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病死率上升，在全國多个地区出现“癌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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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该报记者在湖南、辽宁、内蒙古等省区调研时了解到，我國环境污染污染正由大气、水体向土壤污染转移，土壤污染已进入一个“集中多发期”，对居民身体健康和农产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因土地污染地下水质量较差，造成砷中毒、氟中毒等地方病较为严重的情况。辽宁省锦州葫芦岛一带，土地主要受锌厂污染影响，污染元素以镉、铅、锌为主。此类元素攻击人的肾器官和骨骼，造成骨质疏松。在日本，这叫“骨痛病”，属比较常见的职业病。
统计显示，2008年以来，全國已发生百余起重大污染事故，包括砷、镉、铅等重金属污染事故达30多起。其中浏阳镉污染事件不仅污染了厂区周边的农田和林地，还造成2人死亡，500余人镉超标。
随着核技术在工农业、医疗、地质、科研等各领域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放射性污染物也开始进入到土壤中，这些放射性污染物除可直接危害人体外，还可以通过生物链和食物链进入人体。据媒体报道，近年来，血铅超标、尿镉超标等时有报道，重金属污染出现了工业向农业转移、城区向农村转移、地表向地下转移、上游向下游转移，从水土污染到食品链转移，由逐步积累的污染正在进入突发性、连锁性、区域性的爆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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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爆发的污染事故损失惨重，不仅增加了环境保护治理成本，也使社会稳定成本大增，而土壤污染修复所需的费用更是天价。常州农药厂土壤修复需2亿元，无锡胡埭电镀厂重金属铬污染修复费用890万元，苏州化工厂需数亿至数10亿元。
不可盲目追求GDP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國对國家经济发展有很多规划，各种改革措施十分强劲，因而带动了國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对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却缺乏明确的规划和相应的措施。
当前我國正处于产业带向中西部转移的阶段，一些中西部省份正在快速崛起，但由于当地环境容量和环保规划的空缺，一些村镇正在无选择地承接东部转移的产业，一些高污染产业正在由东部向西部转移。专家表示，中西部地区土壤质量差，环境容量其实比大部分东部地区低很多，这样没有计划性的转移，对于土壤保护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举动。因此，如果只强调发展，不考虑环境的风险，是对资源和环境的掠夺。科学发展，应先有规划，后有发展。不能盲目追求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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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显示，造成生态和环境破坏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污染源头是企业。数据表明，我國工业企业污染约占总污染的70%，其中工业企业污染中的50%是因企业管理不善造成的。有关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忽视了对周围环境和群众健康的保护，暴露出企业环境意识薄弱和地方政府责任缺失。从中石油松花江污染，到云南曲靖铬渣污染，再到紫金矿业汀江污染，都反映出自律不足、监管乏力、管理缺失的问题。
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当人们呼吸的空气、引用的水源、食用的粮食、蔬菜和肉类都遭到严重污染时，这种发展就背离了初衷，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需反思产业发展模式，真正落实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是否有法可依？
维持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把预防作为中长期目标。随着我國被污染的土地日益增多，治理费用高昂，如果所有被污染的土地都做修复，成本太高，无法接受。与此相比，采用法律手段加强对土地污染的防治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尽管如此，但目前我國并没有关于土地污染的专项立法，关于土地污染防治的一些规定，大多散落在各个部门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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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从不同侧面、不同途径、不同种类对土地污染的防治问题作了一些规定，对防治土地污染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相关法律条款都是原则性、概括性规定，并未形成系统的、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制度，加上其在执法上缺乏必要的力度，使土地污染的防治和治理工作更是难以执行。而这些部门法主要侧重于单一类型破坏行为的规范与治理，对慢性、隐性的土地污染规制不够明确，对土地生态破坏的预防性措施规定不够具体，而对于已经被破坏的土地生态环境并无有效的治理与监督机制，缺乏整体性与综合性法律保护对策。
如在《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规范中只能找到单一类型的规制，对由于大气、水、固体废物在许可范围内的排放所可能导致的土地污染没有明确规定，不利于从“源头”上遏制土地污染。同时，适用于大气与水污染的“超标罚款”“排污收费”等法律制度在土地保护中很难有效实施，因为土地污染的潜伏期相对较长，滞后性特别明显，从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土地污染的有效预防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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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其中提出了土地环境保护的要求，但是对于如何保护、未予保护的后果如何、如何防止破坏性后果的发生等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而在其他相关的法律规范中也没有具体落实防治污染的预警机制。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法律责任是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目标的重要保障，而在我國现行的土地污染防治法律规范中，并没有规定法律责任的主体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使一些严重污染土地的行为得不到法律追究，导致我國土地污染防治工作缺乏基本的法律保障。
土壤污染事关农产品安全，与公众健康息息相关，尤其是对于农民而言，土地几乎是他们惟一的生活来源，政府有责任、更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土壤环境的责任。但需要强调的是，土壤治污是一个系统工程，并非只与某一个部门有关。要想遏制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有效地为土壤“排毒”，需要國土、地质、农业、水利等多部门联动。只有在加强监管和信息公开的基础上群策群力，合力治理土地污染问题，才能遏制“毒地”的扩张，才能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和监管型政府的双重价值，真正建好“美丽中國”和“健康中國”。, http://www.100md.com(吴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