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非常棒
数字说背景
50年——1963年，我国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奔赴埃塞俄比亚。50年来，1.8万多名中国医疗人员远涉重洋，为65个国家和地区的2.6亿人次带去健康和友谊。
862名——1973年，河南省开始承担援外医疗队组派任务，40年来累计派遣援外医疗队42批，医疗队员862名。
17抗——1978年，南阳市第一名医务工作者加入河南省援外医疗队，拉开南阳援外医疗工作的序幕。35年来，该市16家医疗单位派出40名白衣使者，分17批次到非洲救死扶伤。
4人——在南阳市卫生局的支持下，本刊特派“2013中国健康新闻观察记者走基层”采访组抵达河南南阳，采访了该市不同年代的4名援外医疗队员，听他们讲述南阳白衣使者和非洲黑人朋之友间的故事。
带去健康——一句真诚谢谢，传递中国骄傲
, 百拇医药
在李玉东过往30余年的从医生涯里，有两年的时光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我国第8批援助赞比亚医疗队队员，1992年至1994年，他历经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援外生涯。
“去那年，我34岁，孩子才6岁。”6月2日，南阳市中心医院院长李玉东忆起往事时感慨万千，“但这件事儿关系国家信誉，必须义无反顾。”虽然去之前，他和队友历经半年外语培训，但能否在陌生的国度准确无误地表达自己，这名南阳内科专家当时并没有太多底气。
赞比亚属于非洲大陆典型的缺医少药国家，艾滋病、疟疾等传染病和产科急症高发。没有心电图机，他依靠听诊器为心脏病患者诊疗；缺少静脉液体，他自制口服糖盐水，让高热脱水病人转危为安……依靠“单词+比划”的中国式英语，凭借丰富经验和治疗技术，来自南阳的“doctor李”，备受当地人尊重。
一位70多岁的黑人农场主感染疟疾，高烧不止，昏迷不醒。为救人于危难，李玉东用国内带去的以防不测时用的抗疟疾药物青蒿素，使农场主转危为安。“后来，这位农场看见中国人就说，‘Chinese doctor，very good(中国医生，非常棒)’，哈哈”!李玉东开心地竖起大拇指回忆。
, 百拇医药
和他一样，眼科专家王绪保也因精湛的技术，被誉为“真正的光明使者”。
作为我国援助厄立特里亚第2批医疗队员，王绪保2001年至2003年随队援非。2001年9月的一天，他刚走下手术台，得知一根一米多长的钢筋斜行穿入一名黑人儿童头部后，从左眼球穿出。情况万分危急。来不及吃午饭，在外科医生的协助下，他又连续做了3个小时的手术，将那个孩子从死神手中拉回。而这次手术，也被厄立特里亚电视台全程报道。“谢谢中国医生救了我儿子。”电视里，孩子的母亲泪流满面，重复着这句话。
像李玉东、王绪保这样，35年来，南阳市16家单位派出的40名医疗工作者，在艰苦的环境下，凭精湛技术和高尚医德，创造了许多起死回生的传奇，为祖国援外事业赢得了荣耀。
写满乡愁——一捆航空信件，寄托思念之情
整整两年间，远离祖国，告别亲人，背井离乡。想家，是所有受访医疗队员的真切感受。76岁的朱德荣是我国第3批援赞医疗队队员。1982年，作为儿科大夫的她到赞比亚时，已47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 百拇医药
“出发前，父亲突然病重。”6月1日，忆起往事，这位南阳卫校的退休医生难抑自责之情，“忠孝不能两全，我必须走。”那时，电话还是稀罕物，更别说越洋电话。每个月，医疗队的信件交由中国驻赞大使馆的专门信使，统一寄回国内。到赞后，她赶紧给家人写信，询问父亲病情。两个月后，回信寄来：她出国半个月后，父亲就离开人世。
如朱德荣一样，受访的队员家中，都保存着一捆边缘印有红蓝白图案的航空邮件。“报喜不报忧”，是这些邮件遵守的原则。“母亲生病住院，家人遇到困难，都不告诉我。”朱德荣说，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她的一些队友回国后，才发现亲人少了一个。
通讯的困难，是早期援外队员面临的难题。李玉东回忆，国内和非洲有时差，晚上正在楼上睡觉，楼下的电话突然响起，队员们都光着脚丫子往下跑，那是“家里来电话了”。不管是谁家来了电话，匆匆聊几句后，队员都会交代家属，“给其他队员家捎个信儿，在这儿都挺好的。”
为了排解思乡的苦闷，闲暇时，队员们常常凑在一起，一遍一遍地看从国内带去的电影和电视剧的碟片，听听那亲切的汉语。以至于后来，“不开声音，只看口型，就知道说的是哪句中国话”。
, 百拇医药
身在异乡的那两年，祖国从未忘记他们。
朱德荣在赞比亚时，受到过数位国家领导人的接待。在她视为宝贝的泛黄老照片里，有两张她笑盈盈地和时任国家领导人握手的照片。
除此之外，令队员们欣慰的是，想家的日子里，幸好有友谊相伴。
友谊永存——一段跨国情谊，留下生命体悟
6月1日，39岁的南阳医专国际教育学院女教师秦彦，刚给一位非洲朋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从2011年回国，我们之间的邮件就没断过。”作为我国第15批赴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队员，秦彦是队里的翻译。
工作的特殊性，让她的回忆里，充满了浓浓的温情。
“当地人经常邀请我们去家里喝咖啡，给我们做他们最爱吃的英吉拉(当地主食)。”秦彦用鼠标点击着电脑上她和黑人朋友的一张张照片介绍，“这位是服装店的店员，这位是我们治好的患者……每一张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 百拇医药
除了担当翻译工作，宣传中国文化也是她顺便捎带的义务之一。她到当地的汉语学校义务给黑人孩子教汉语，托朋友从国内带去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英文书籍，送给埃塞俄比亚的高层官员。
“援外经历，注定影响一生。”这位美丽的大学女教师说，当在埃塞乡下看到因病失去双足的少年，她瞬间就明白了“当你抱怨自己没有鞋穿时，还有人没有脚”的含义。“心怀感恩，体谅他人，方能拥抱幸福。”她说，回国后，对任何事儿，她都淡然和从容了许多。
援外生涯留给李玉东的，是关于生与死的思考。
在赞比亚，作为保健医生，他曾随我国政府代表团，查看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修复。在坦赞交界处的中国专家公墓，一排排刻着中国字的墓碑，深深震撼了他的内心。那里，长眠着数十位在坦赞铁路建设中殉职的中国人。
“那些远离祖国和亲人的同胞，再也无法重踏故土，再见亲人。”这位54岁的院长双眼湿润了，“异国青山埋忠骨，往昔峥嵘今犹酣。和他们相比，我们能活下来，能回到家乡，当时实属幸运之辈，今后应做努力之人。”, 百拇医药(王伟)
50年——1963年，我国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奔赴埃塞俄比亚。50年来，1.8万多名中国医疗人员远涉重洋，为65个国家和地区的2.6亿人次带去健康和友谊。
862名——1973年，河南省开始承担援外医疗队组派任务，40年来累计派遣援外医疗队42批，医疗队员862名。
17抗——1978年，南阳市第一名医务工作者加入河南省援外医疗队，拉开南阳援外医疗工作的序幕。35年来，该市16家医疗单位派出40名白衣使者，分17批次到非洲救死扶伤。
4人——在南阳市卫生局的支持下，本刊特派“2013中国健康新闻观察记者走基层”采访组抵达河南南阳，采访了该市不同年代的4名援外医疗队员，听他们讲述南阳白衣使者和非洲黑人朋之友间的故事。
带去健康——一句真诚谢谢，传递中国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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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玉东过往30余年的从医生涯里，有两年的时光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我国第8批援助赞比亚医疗队队员，1992年至1994年，他历经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援外生涯。
“去那年，我34岁，孩子才6岁。”6月2日，南阳市中心医院院长李玉东忆起往事时感慨万千，“但这件事儿关系国家信誉，必须义无反顾。”虽然去之前，他和队友历经半年外语培训，但能否在陌生的国度准确无误地表达自己，这名南阳内科专家当时并没有太多底气。
赞比亚属于非洲大陆典型的缺医少药国家，艾滋病、疟疾等传染病和产科急症高发。没有心电图机，他依靠听诊器为心脏病患者诊疗；缺少静脉液体，他自制口服糖盐水，让高热脱水病人转危为安……依靠“单词+比划”的中国式英语，凭借丰富经验和治疗技术，来自南阳的“doctor李”，备受当地人尊重。
一位70多岁的黑人农场主感染疟疾，高烧不止，昏迷不醒。为救人于危难，李玉东用国内带去的以防不测时用的抗疟疾药物青蒿素，使农场主转危为安。“后来，这位农场看见中国人就说，‘Chinese doctor，very good(中国医生，非常棒)’，哈哈”!李玉东开心地竖起大拇指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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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一样，眼科专家王绪保也因精湛的技术，被誉为“真正的光明使者”。
作为我国援助厄立特里亚第2批医疗队员，王绪保2001年至2003年随队援非。2001年9月的一天，他刚走下手术台，得知一根一米多长的钢筋斜行穿入一名黑人儿童头部后，从左眼球穿出。情况万分危急。来不及吃午饭，在外科医生的协助下，他又连续做了3个小时的手术，将那个孩子从死神手中拉回。而这次手术，也被厄立特里亚电视台全程报道。“谢谢中国医生救了我儿子。”电视里，孩子的母亲泪流满面，重复着这句话。
像李玉东、王绪保这样，35年来，南阳市16家单位派出的40名医疗工作者，在艰苦的环境下，凭精湛技术和高尚医德，创造了许多起死回生的传奇，为祖国援外事业赢得了荣耀。
写满乡愁——一捆航空信件，寄托思念之情
整整两年间，远离祖国，告别亲人，背井离乡。想家，是所有受访医疗队员的真切感受。76岁的朱德荣是我国第3批援赞医疗队队员。1982年，作为儿科大夫的她到赞比亚时，已47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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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父亲突然病重。”6月1日，忆起往事，这位南阳卫校的退休医生难抑自责之情，“忠孝不能两全，我必须走。”那时，电话还是稀罕物，更别说越洋电话。每个月，医疗队的信件交由中国驻赞大使馆的专门信使，统一寄回国内。到赞后，她赶紧给家人写信，询问父亲病情。两个月后，回信寄来：她出国半个月后，父亲就离开人世。
如朱德荣一样，受访的队员家中，都保存着一捆边缘印有红蓝白图案的航空邮件。“报喜不报忧”，是这些邮件遵守的原则。“母亲生病住院，家人遇到困难，都不告诉我。”朱德荣说，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她的一些队友回国后，才发现亲人少了一个。
通讯的困难，是早期援外队员面临的难题。李玉东回忆，国内和非洲有时差，晚上正在楼上睡觉，楼下的电话突然响起，队员们都光着脚丫子往下跑，那是“家里来电话了”。不管是谁家来了电话，匆匆聊几句后，队员都会交代家属，“给其他队员家捎个信儿，在这儿都挺好的。”
为了排解思乡的苦闷，闲暇时，队员们常常凑在一起，一遍一遍地看从国内带去的电影和电视剧的碟片，听听那亲切的汉语。以至于后来，“不开声音，只看口型，就知道说的是哪句中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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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异乡的那两年，祖国从未忘记他们。
朱德荣在赞比亚时，受到过数位国家领导人的接待。在她视为宝贝的泛黄老照片里，有两张她笑盈盈地和时任国家领导人握手的照片。
除此之外，令队员们欣慰的是，想家的日子里，幸好有友谊相伴。
友谊永存——一段跨国情谊，留下生命体悟
6月1日，39岁的南阳医专国际教育学院女教师秦彦，刚给一位非洲朋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从2011年回国，我们之间的邮件就没断过。”作为我国第15批赴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队员，秦彦是队里的翻译。
工作的特殊性，让她的回忆里，充满了浓浓的温情。
“当地人经常邀请我们去家里喝咖啡，给我们做他们最爱吃的英吉拉(当地主食)。”秦彦用鼠标点击着电脑上她和黑人朋友的一张张照片介绍，“这位是服装店的店员，这位是我们治好的患者……每一张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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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外经历，注定影响一生。”这位美丽的大学女教师说，当在埃塞乡下看到因病失去双足的少年，她瞬间就明白了“当你抱怨自己没有鞋穿时，还有人没有脚”的含义。“心怀感恩，体谅他人，方能拥抱幸福。”她说，回国后，对任何事儿，她都淡然和从容了许多。
援外生涯留给李玉东的，是关于生与死的思考。
在赞比亚，作为保健医生，他曾随我国政府代表团，查看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修复。在坦赞交界处的中国专家公墓，一排排刻着中国字的墓碑，深深震撼了他的内心。那里，长眠着数十位在坦赞铁路建设中殉职的中国人。
“那些远离祖国和亲人的同胞，再也无法重踏故土，再见亲人。”这位54岁的院长双眼湿润了，“异国青山埋忠骨，往昔峥嵘今犹酣。和他们相比，我们能活下来，能回到家乡，当时实属幸运之辈，今后应做努力之人。”, 百拇医药(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