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用品广告浮出水面
“天下第一套”桂林露脸性用品广告走到地上
不久前的一天，在山水秀甲天下的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广西桂林市，一群群擅长高空作业的“蜘蛛人”围着城南区一幢易拉罐型的标志性建筑——桂林香江饭店忙碌了起来。这家地处十字路口的三星级酒店主楼高67.8米(20层)，周长近百米。
中午时分，饭店外观为之一变，过往路人一片哗然：他们惊奇地发现，整幢大楼从上到下被一个硕大无比的鹅黄色安全套模型完全罩住，在这个赫然耸立、高约80米的巨型“安全套”上，“控制人口增长、关注性健康、预防艾滋病”几行大字格外醒目。主办方称，目前他们已经在为这项耗资20余万元的大型制作申报世界吉尼斯纪录。
在城市交通要道树立“世界第一套”，桂林四单位联办的此项大型公益宣传活动的形式可谓新奇别致、创意大胆，但做法势必会在社会不同层面引起争议，尤其是在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且当下正处于转型期的国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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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天下第一套争议的声音还没有退去，高邦的安全套又献身于穿梭在桂林市大街小巷的25路公共汽车上，这些图文并茂的安全套广告，吸引了不少路人的关注。据悉，这是在中国“允许有条件地发布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规定出台之后，第一次堂堂正正出现在公共场所的安全套广告。
“高邦”的一位负责人称，三个月前，他们曾作过一次类似的广告，当时由于地方性的法规还没有出台，他们只是在小范围内宣传了一下，没有敢太张扬。
这次活动的主要发起单位之一——桂林乳胶厂(高邦乳胶有限公司)负责人认为，他们所竖的这座“天下第一套”，定位是大型公益行为艺术。企业之所以肯出资积极筹办这次活动，自然有多方面的考虑。据桂林乳胶厂厂长陶然介绍，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去年6月10日对全国人大关于开放安全套广告问题的提议所作答复，广西于今年8月4日颁发实施《广西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其中规定“有条件地发布避孕套广告，有助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落实，有利于广泛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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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仅有7家成规模的安全套厂家，另有6家小规模的中外合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却有200家贴牌商，近1000个牌子，这当中只有少数能正规生产产品，其他大部分不具备生产条件，因而造成了市场混乱。
安全套宣传一直遭禁“无忧无虑的爱”被勒令撤下
几乎所有的广告之战都是品牌之争。尽管早在1955年中国便开始自行生产安全套，但由于安全套一直以来都是由国家计生部门免费发放，温饱无忧的厂家压根不需要考虑做广告。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外来品牌安全套杀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也兴起了一批颇具雄心的安全套厂家，当生存压力把他们推上开拓品牌之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闯进了一个禁区……
1998年10月，杰士邦以一句“无忧无虑的爱”，在广州的80辆公共汽车上亮出了中国第一条安全套广告，但33天后就被有关部门勒令撤下；
1999年11月28日，国家计生部门在中央电视台《中国人口》栏目播出一则公益广告，宣传安全套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但只播了一天便被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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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杰士邦”安全套广告牌再度现身武汉汉江桥旁一栋大厦，仅仅20个小时，该广告即被当地工商局撤下。
每一次推广安全套的广告行为都引来一场轩然大波，最终以遭禁告终。至于禁止的原因，此前工商部门及媒体都无一例外地称其“违反广告法规定”。
某安全套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所谓的“规定”，其实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1989年10月13日下发的一个《关于严禁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的规定》。规定称“一些有关性生活产品的广告向社会宣传，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无论这类产品是否允许生产，在广告宣传上都应当严格禁止”。
性学专家、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胡佩诚教授分析，政府部门作出这种规定的出发点，是因为考虑到安全套会鼓励人们的性行为，而这样是很不道德的，更不能登大雅之堂。但专业人士则认为，安全套主要是用于防病与防止怀孕，并不是性享乐的工具，因此不宜将其简单归入性用品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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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武汉一位政府官员一次在回答关于为什么要摘除安全套广告牌的问题时说：“如果在青年中推广使用安全套，就等于发放性执照、放弃性道德。”他认为，贞操是防止艾滋病的最好方式。
当然，官方的规定并不是安全套宣传上惟一阻力。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实生活中一部分人的传统观念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据介绍，当1998年“杰士邦”在广州的公交车上挂出安全套广告横幅时，反响最大的首先就是广州市民——不少人向有关部门投诉，称这将“腐蚀青少年的心灵，败坏社会风气”；有的甚至将电话打到了“110”——类似的情况在不少省市都出现过。而国外品牌“杜蕾斯”的销售人员发现，安全套卖得最好的方式是把它放在离收银台最近的地方——大部分人都只习惯于在为其他商品付费前悄悄捎上一盒安全套。
“地下”盛行性用品广告
不让安全套做广告，是否就能阻止安全套厂家向公众宣传自己呢？实际上网络广告、终端性用品商店广告早已突围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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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一个门户网站的搜索引擎中输入“性用品”三字，马上搜出2万余条结果，其中两成以上卖的就是性用品。而令人担忧的是，为了吸引网民的眼球，这些广告极尽艳俗之能事，专家认为其产品介绍“夸大和胡编乱造之词无处不见”。据了解，现在通过网络了解并购买性用品(包括安全套)的人不在少数，但有多少人能获得满意的产品和服务，专家对此不表示乐观。还有就是分布于城市大街小巷的性用品专业店，它们也是安全套宣传的重要“地下”通路。
伪劣安全套扰乱市场
由于产品的特殊性，现在的安全套市场鱼目混珠情况严重。杜蕾斯广东总代理的负责人吕先生对此深有感触。“大部分人在购买安全套时不好意思货比三家，也不好意思问别人，只能凭自己的感觉作出选择。但如果有一些优质品牌，就会不一样。”
该公司品牌经理告诉记者，市场调查显示，中国的消费者比较喜欢跟着广告走，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让安全套做广告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作为一种日用品，安全套和其他产品一样满足着人民的日常需要，但却不能获得和其他产品一样平等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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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士邦”一经理说，该公司自1998年在中国建立生产线，他们对行业状况作出的估计是：3年之内年销售量达到2亿只左右。然而截止去年，他们的年销售量是3000万只。“我们对自己的品牌很有信心，但由于安全套不许做广告，目前几乎没有领导品牌，消费者很难在几百种安全套品牌中，对其质量好坏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
尽管在过去4年中，“杰士邦”因为在广告宣传上“四处惹祸”，赚到了即使是做广告也达不到的关注度，但厂家并不认为这是个长久之计。
而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中南社会调查研究所和武汉市社会学学会曾经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珠海等17座大中城市做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6成的被采访者赞同安全套做广告。
职能部门担心管理乱套
尽管早在去年底广州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性用品展销会上就传出有关“安全套宣传管制有望解禁”的消息，但事实上，解禁之路依然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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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在放开安全套广告的管制上也存在很多尴尬。”胡佩诚教授分析，在这个问题上，管理部门当前顾虑最多的也许是“如何改”，以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中国性学会理事邱鸿钟表示，他并不认为12年前关于性用品广告“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的理由在今天还有什么现实意义。“中国已经开始在四大城市试行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每年国家还要免费向老百姓发放10亿多只安全套。我们允许别人做，为什么不允许别人说呢？”他认为，有尺度地放开安全套宣传管制，不仅是政府的观念问题，更是一个生命工程——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减少未婚少女的堕胎率以及减少人们感染艾滋病毒的机会，“不存在什么障碍让政府部门进退两难”。
安全套发展亟待“解套”
全国人大代表李宏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国家计生委药具发展中心研究室主任李建克等专家指出，安全套行业现状令人忧虑：一方面因财政负担过重，免费发放这一“主渠道”步履艰难；一方面，安全套管理体制跟不上形势，大量流动人口、未婚成年人群、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群、性病和艾滋病高危人群成为“空白地带”；第三，有关部门一纸文件“监而不管”，使安全套市场供应部分长期处于被抑制状态，企业难以健康发展，变相炒作等怪现象频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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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建议在立法和政策上为安全套发展“解套”。李建克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现行广告法中没有关于生殖健康广告的具体规定和说明。这一情况下，有关部门将其列为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范畴，禁止一切广告宣传，方法过于简单。建议依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广告法的解释条例，允许广泛宣传计划生育避孕药具。
李银河等认为，这方面可参考国外经验。如审查广告内容，要求文字、声像、图案必须文明、含蓄，重点强调公益性；媒体上可选出一些专业报刊刊登；广告时段上也可有所规定，像英国就规定安全套电视广告必须在21时以后。
曾两次提出开放安全套广告建议案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李宏规说，虽然国家工商总局答复将“有限制地发布”，但“解禁”步伐应该再快些，完善监管措施再快些。“安全套发展主要是认识问题，要从老百姓知情选择的角度推进。”
中国安全套生产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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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我国不能生产避孕套。解放后只在上海小作坊生产，其产品壁厚、易破、性感减弱。虽有少量进口，但价格昂贵。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提出要开展计划生育。
1955年，国家在广州筹建避孕套生产厂。
1965年，天津引进了一套日本避孕套联动生产线，产品实现机械化生产。
1972年，在毛泽东主席倡议、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下，我国实行避孕药具向育龄夫妇免费供应。
1981年，中央书记处提出“要用最好的工厂、最好的原料，生产出最好的产品”作为计划生育国策产品，避孕套的产品质量从此得到提高。
1993年3月，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阜成门内开张。
1998年，世界安全套名牌“杜蕾斯”在中国正式扎根。, http://www.100md.com(海 涛)
不久前的一天，在山水秀甲天下的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广西桂林市，一群群擅长高空作业的“蜘蛛人”围着城南区一幢易拉罐型的标志性建筑——桂林香江饭店忙碌了起来。这家地处十字路口的三星级酒店主楼高67.8米(20层)，周长近百米。
中午时分，饭店外观为之一变，过往路人一片哗然：他们惊奇地发现，整幢大楼从上到下被一个硕大无比的鹅黄色安全套模型完全罩住，在这个赫然耸立、高约80米的巨型“安全套”上，“控制人口增长、关注性健康、预防艾滋病”几行大字格外醒目。主办方称，目前他们已经在为这项耗资20余万元的大型制作申报世界吉尼斯纪录。
在城市交通要道树立“世界第一套”，桂林四单位联办的此项大型公益宣传活动的形式可谓新奇别致、创意大胆，但做法势必会在社会不同层面引起争议，尤其是在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且当下正处于转型期的国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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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天下第一套争议的声音还没有退去，高邦的安全套又献身于穿梭在桂林市大街小巷的25路公共汽车上，这些图文并茂的安全套广告，吸引了不少路人的关注。据悉，这是在中国“允许有条件地发布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规定出台之后，第一次堂堂正正出现在公共场所的安全套广告。
“高邦”的一位负责人称，三个月前，他们曾作过一次类似的广告，当时由于地方性的法规还没有出台，他们只是在小范围内宣传了一下，没有敢太张扬。
这次活动的主要发起单位之一——桂林乳胶厂(高邦乳胶有限公司)负责人认为，他们所竖的这座“天下第一套”，定位是大型公益行为艺术。企业之所以肯出资积极筹办这次活动，自然有多方面的考虑。据桂林乳胶厂厂长陶然介绍，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去年6月10日对全国人大关于开放安全套广告问题的提议所作答复，广西于今年8月4日颁发实施《广西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其中规定“有条件地发布避孕套广告，有助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落实，有利于广泛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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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套宣传一直遭禁“无忧无虑的爱”被勒令撤下
几乎所有的广告之战都是品牌之争。尽管早在1955年中国便开始自行生产安全套，但由于安全套一直以来都是由国家计生部门免费发放，温饱无忧的厂家压根不需要考虑做广告。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外来品牌安全套杀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也兴起了一批颇具雄心的安全套厂家，当生存压力把他们推上开拓品牌之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闯进了一个禁区……
1998年10月，杰士邦以一句“无忧无虑的爱”，在广州的80辆公共汽车上亮出了中国第一条安全套广告，但33天后就被有关部门勒令撤下；
1999年11月28日，国家计生部门在中央电视台《中国人口》栏目播出一则公益广告，宣传安全套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但只播了一天便被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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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杰士邦”安全套广告牌再度现身武汉汉江桥旁一栋大厦，仅仅20个小时，该广告即被当地工商局撤下。
每一次推广安全套的广告行为都引来一场轩然大波，最终以遭禁告终。至于禁止的原因，此前工商部门及媒体都无一例外地称其“违反广告法规定”。
某安全套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所谓的“规定”，其实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1989年10月13日下发的一个《关于严禁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的规定》。规定称“一些有关性生活产品的广告向社会宣传，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无论这类产品是否允许生产，在广告宣传上都应当严格禁止”。
性学专家、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胡佩诚教授分析，政府部门作出这种规定的出发点，是因为考虑到安全套会鼓励人们的性行为，而这样是很不道德的，更不能登大雅之堂。但专业人士则认为，安全套主要是用于防病与防止怀孕，并不是性享乐的工具，因此不宜将其简单归入性用品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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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武汉一位政府官员一次在回答关于为什么要摘除安全套广告牌的问题时说：“如果在青年中推广使用安全套，就等于发放性执照、放弃性道德。”他认为，贞操是防止艾滋病的最好方式。
当然，官方的规定并不是安全套宣传上惟一阻力。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实生活中一部分人的传统观念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据介绍，当1998年“杰士邦”在广州的公交车上挂出安全套广告横幅时，反响最大的首先就是广州市民——不少人向有关部门投诉，称这将“腐蚀青少年的心灵，败坏社会风气”；有的甚至将电话打到了“110”——类似的情况在不少省市都出现过。而国外品牌“杜蕾斯”的销售人员发现，安全套卖得最好的方式是把它放在离收银台最近的地方——大部分人都只习惯于在为其他商品付费前悄悄捎上一盒安全套。
“地下”盛行性用品广告
不让安全套做广告，是否就能阻止安全套厂家向公众宣传自己呢？实际上网络广告、终端性用品商店广告早已突围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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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劣安全套扰乱市场
由于产品的特殊性，现在的安全套市场鱼目混珠情况严重。杜蕾斯广东总代理的负责人吕先生对此深有感触。“大部分人在购买安全套时不好意思货比三家，也不好意思问别人，只能凭自己的感觉作出选择。但如果有一些优质品牌，就会不一样。”
该公司品牌经理告诉记者，市场调查显示，中国的消费者比较喜欢跟着广告走，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让安全套做广告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作为一种日用品，安全套和其他产品一样满足着人民的日常需要，但却不能获得和其他产品一样平等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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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士邦”一经理说，该公司自1998年在中国建立生产线，他们对行业状况作出的估计是：3年之内年销售量达到2亿只左右。然而截止去年，他们的年销售量是3000万只。“我们对自己的品牌很有信心，但由于安全套不许做广告，目前几乎没有领导品牌，消费者很难在几百种安全套品牌中，对其质量好坏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
尽管在过去4年中，“杰士邦”因为在广告宣传上“四处惹祸”，赚到了即使是做广告也达不到的关注度，但厂家并不认为这是个长久之计。
而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中南社会调查研究所和武汉市社会学学会曾经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珠海等17座大中城市做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6成的被采访者赞同安全套做广告。
职能部门担心管理乱套
尽管早在去年底广州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性用品展销会上就传出有关“安全套宣传管制有望解禁”的消息，但事实上，解禁之路依然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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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在放开安全套广告的管制上也存在很多尴尬。”胡佩诚教授分析，在这个问题上，管理部门当前顾虑最多的也许是“如何改”，以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中国性学会理事邱鸿钟表示，他并不认为12年前关于性用品广告“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的理由在今天还有什么现实意义。“中国已经开始在四大城市试行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每年国家还要免费向老百姓发放10亿多只安全套。我们允许别人做，为什么不允许别人说呢？”他认为，有尺度地放开安全套宣传管制，不仅是政府的观念问题，更是一个生命工程——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减少未婚少女的堕胎率以及减少人们感染艾滋病毒的机会，“不存在什么障碍让政府部门进退两难”。
安全套发展亟待“解套”
全国人大代表李宏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国家计生委药具发展中心研究室主任李建克等专家指出，安全套行业现状令人忧虑：一方面因财政负担过重，免费发放这一“主渠道”步履艰难；一方面，安全套管理体制跟不上形势，大量流动人口、未婚成年人群、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群、性病和艾滋病高危人群成为“空白地带”；第三，有关部门一纸文件“监而不管”，使安全套市场供应部分长期处于被抑制状态，企业难以健康发展，变相炒作等怪现象频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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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建议在立法和政策上为安全套发展“解套”。李建克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现行广告法中没有关于生殖健康广告的具体规定和说明。这一情况下，有关部门将其列为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范畴，禁止一切广告宣传，方法过于简单。建议依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广告法的解释条例，允许广泛宣传计划生育避孕药具。
李银河等认为，这方面可参考国外经验。如审查广告内容，要求文字、声像、图案必须文明、含蓄，重点强调公益性；媒体上可选出一些专业报刊刊登；广告时段上也可有所规定，像英国就规定安全套电视广告必须在21时以后。
曾两次提出开放安全套广告建议案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李宏规说，虽然国家工商总局答复将“有限制地发布”，但“解禁”步伐应该再快些，完善监管措施再快些。“安全套发展主要是认识问题，要从老百姓知情选择的角度推进。”
中国安全套生产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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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我国不能生产避孕套。解放后只在上海小作坊生产，其产品壁厚、易破、性感减弱。虽有少量进口，但价格昂贵。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提出要开展计划生育。
1955年，国家在广州筹建避孕套生产厂。
1965年，天津引进了一套日本避孕套联动生产线，产品实现机械化生产。
1972年，在毛泽东主席倡议、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下，我国实行避孕药具向育龄夫妇免费供应。
1981年，中央书记处提出“要用最好的工厂、最好的原料，生产出最好的产品”作为计划生育国策产品，避孕套的产品质量从此得到提高。
1993年3月，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阜成门内开张。
1998年，世界安全套名牌“杜蕾斯”在中国正式扎根。, http://www.100md.com(海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