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民族中学汉族与少数民族学生应付方式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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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汉族中学生和在内地的民族中学生的应付方式和心理控制源的比较，分析民族中学生的应对方式特征。方法 应用Levenson1981年编制的“心理控制源量表”和肖计划等人编制的“应付方式问卷”调查量表进行测查。结果 汉族中学生和内地民族中学生的应付方式及心理控制源结构是一致的，但存在倾向程度上的差异。同时还发现，在理解民族间差异时应该与其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结论 应付方式对青少年个体而言，既存在发展的年龄特征，又存在社会文化的差异性。
【关键词】 汉族中学生；民族中学生；应付方式；心理控制源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学者通过运用EPQ与16项特质性应付条目进行调查和相关分析[1]，发现人格特性格内向者、易羞耻者更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说明人格特质对应付方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跨情境性。还有研究显示，神经衰弱患者对社会支持利用度低，个体在应激过程中的积极主动性较差[2]，国外研究结果表明，病程和情绪稳定性对应付方式影响显著，而回避是癌症病人的有效的应对方式，屈服是癌症病人不利的应付方式[3]。马惠霞等研究发现，即将成为小学教师的中师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幼师学生和其他中学生都差，较多地使用消极应付方式[4]，其原因可能是对不同专业社会支持力量不一致，对本专业的认识态度不同。高山川等提出了影响个体应付特征的因素包括稳定因素和情境因素，其中稳定因素主要包括个体的应激倾向和他拥有的应付资源(生理资源、人格资源、社会支持)，而情境因素则主要包括情境的客观特征和个体对情境的评价[5]。
所谓心理控制源，是指个体对强化物或后果究竟是由自己所控制还是由外部力量所控制的一种泛化预期，即对事件的后果是否取决于自己的一般信念。高内控者的泛化预期是，强化物或后果主要取决于自己的行为或态度，而高外控者的泛化预期则为，后果主要依赖于运气、命运、机会，有影响力的人物或其他外部力量。据此推测：面对问题时，认为个人的努力对事态的结果起主要作用的内控者更可能采取主动的态度与行为，而认为自己的努力不会带来什么变化的外控者则可能表现消极。
应付方式与个体的人格特征和所处的情景有关，而内地民族中学学生由于过去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人格必然带有自身的民族文化特征，会与内地汉族中学生存在差异。当他们来到内地中学学习时，其所处的环境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研究试图探明民族中学生在异文化背景中的应付方式特征，并为民族教育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在本研究中，“控制点”的调查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对“应付方式”调查结果的分析讨论时的相关变量，在此不探讨二者内在的本质联系。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对成都市3所民族中学的346名初一至高二的民族学生(包括藏、彝、羌、回、满、蒙古、土家、布依族学生，其中藏族学生占80%)为调查对象，收回有效调查表326份；同时在3所学校随机抽取初一至高二的汉族学生373人为调查对象，收回有效调查表358份。
2.2 方法
2.2.1 研究工具 应用Levenson1981年编制的内控性、有势力的他人及机遇量表：内控性(I)测量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能够驾驭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势力的他人(P)量表涉及了被试是否相信他人能够控制自己生活中的事件，机遇(C)量表测定了一个人对机遇可以影响他/她的生活经历与事件结果的相信程度。每一分量表包含了8个条目，整个量表共24个条目，以7分等级评定：评分从-3(很不同意)到+3(很同意)，计算总分时加上24分以抵消负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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