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构(and Spanier，1979)。他们认为影响婚姻质量的3个直接因素分别是当事人的社会及个人资源、对生活方式的满意度以及来自夫妻互动中的收获。这3个因素都和婚姻质量呈正相关，即当事人的社会及个人资源越丰富，对生活方式的满意度越高，以及来自夫妻活动过程的收益越大，其婚姻质量也越高。综合模型的出现和发展不仅加深了对婚姻质量时期变化和试点差异的理论认识，而且还推动了一些先进的统计分析方法在婚姻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使婚姻质量研究逐步呈现出理论与方法论的良性互动。

    卢淑华、文国峰从婚姻取向、性别观念、家庭权利形态等方面对婚姻质量进行多维度、综合性的研究，其中婚姻倾向包括情感性因素、共同性因素、物质性因素；性别观念包括现代性别观念和传统概念；家庭权力心态包括家庭检测分配和家庭劳动分工。便能够更准确地估算所研究的决定因素对婚姻质量的净影响。中国学者徐安琪、叶文振(1996)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建立婚姻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并采用“多维模型”和“综合模型”相结合、分别构建城乡理论模型以及对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划分采取年龄和婚姻延续年数相结合的方法，从整体上把握各变量对婚姻质量总水平所起的作用，清晰明了地揭示各影响因素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回归分析结果证实：社会阶层较高者、婚前感情基础较好、婚后一致性又较强的夫妻婚姻质量相对较高；结婚年数与婚姻质量呈“U”字形曲线相关；固守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的夫妻婚姻质量相对较低；现代、开化的性意识和性互动模式诸如对性生活重要性的认同、在性活动中较主动(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均对婚姻质量具有正效应；夫妻元独立居室与婚姻质量呈负相关；谁承担家务较多则与婚姻质量无显著相关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