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雅 王海城 赵 民

    潍坊医学院心理学院 261053 E-mail:2261556747@qq.com △通信作者 E-mail:wfzhaom_2016@163.com

    快感缺失被界定为对愉快情绪的体验或期待的丧失[1]。在面临压力时愉快体验类似一个缓冲器,可抵抗压力对个体的消极影响,使人不易发展为精神或心理障碍[2],而快感缺失是一种病理状态的外部信号[3],它能够预测某些心理或精神疾病的发生[4]。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快感缺失可能是一种在某个特殊时期或地点发生在每个普通人身上的社会现象,若能及时识别并预防或阻止快感缺失的发生、发展,就有可能避免某些精神或心理障碍的发生。因此探讨大学生快感缺失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有助于预防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发生、发展,为削弱快感缺失的负面影响提供一定的研究支持。

    快感缺失被证实与早期逆境[5]、压力[6]、正念[7]等有关。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早期逆境对快感缺失的预测作用尤为重要,儿童期虐待经历作为一种常见的早期逆境,被定义为抚养者或监管者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展和尊严造成的实际或潜在的伤害,包括身体虐待、情感虐待等[8]。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大学生躯体忽视发生率40.7%、情感忽视发生率31.1%、性虐待发生率12.9%、躯体虐待发生率10.2%、情感虐待发生率5.1%[9]。Appleyard的累积情境风险模型[10]认为,个体早期负性经历越多,累积发展风险的可能性就越高,成年后心理健康水平就越低,面对压力时更容易产生快感缺失等负性情绪。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儿童期虐待对大学生的快感缺失具有显著影响(H1)。

    儿童期虐待可直接作用于大学生的快感缺失,也可通过影响其内部心理机制间接作用于其快感缺失。在间接作用的过程中,应对方式是个重要的心理变量。应对方式是指个体在面对潜在应激源所采取的一种具有显著倾向性的认知或行为方式[11]。Beck的认知易感理论认为,个体早年负性经历会导致其适应不良形成自我消极图式,其在成年后面临压力源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而非积极的应对方式[12],进而更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和行为后果[13]。而Frewen等人的实验研究也发现,儿童期虐待与个体快感缺失的直接作用受到了应对方式的影响,积极的应对方式可能是儿童期虐待的积极保护因素[14-15]。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积极应对方式在大学生儿童期虐待和快感缺失之间具有中介作用(H2)。

    儿童期虐待不仅能通过影响大学生的应对方式作用于其快感缺失,这个过程也会涉及到压力知觉这个重要的心理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