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离不开健康管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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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就要追求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最宝贵的资源，健康在中国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作为动态的社会进步过程，中国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健康。作为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健康管理是提高全民健康状况的最佳选择。因此，我们必须负责地投资，让健康资源增值；科学地管理，减少健康资源的浪费。
健康是中国近期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之一。我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的国力已经能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我国国力强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除了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大环境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我国巨大的、健康的、年轻的人力资源。健康的人力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要素和最可宝贵的资源。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力资源和健康资源非常丰富：仅在中国的中西部就有2.2亿剩余劳动力，美国所有的劳动力加起来不过是1.4亿。十四岁以下的中国人有3.2亿，比美国整个国家的人口还要多。而且，中国人学习和掌握信息的能力也在提高，中国现在使用互联网的人已经比美国多了。
传统的经济学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带来了人们的健康。新的经济学告诉我们，健康对经济的增长有反作用。健康问题不解决，经济会出现负增长：健康问题的解决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有人研究并预测了1990—2025年全球人口学的转变，图1显示：这个时期不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实际上大多是在可以生产的这个年龄段15—65岁。65岁以上和15岁以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生产力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个有生产力的年龄段的人口就增长得比较少。人口学的转变还体现在死亡率的下降先于生育率的下降。结果就导致在这个时期中人口增长率明显增加。这部分增加对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经济学上叫人口学分红(见图2)。这一部分增长，是东南亚四小龙创造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国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研究表明，人均期望寿命和GDP是成正比的，并且高度相关(图3)。图3证明人均期望寿命与人均GDP高度相关。
为什么增加国民平均期望寿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呢?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人力产量的弹性约为物力产量弹性的3倍，也就是说人力资源的潜力是很大的，人力资本的价值可以通过生产劳动来增值。健康通过延长人的寿命降低了人力资本的折旧率，增加了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决定人力资本增加的常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教育支出费用，一个是平均期望寿命。根据联合国开发署的测算，在一定范围内，人均寿命每增加10%，GDP就增加1.1%。
从1960-1980年，我们的人均寿命增加了30多年，这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起飞是起了很大作用的。1980年以后，人均寿命只增加了2-3年。我们的经济是起飞了，但是我们在卫生上的支出是多少呢?从图4可以看出，我们在卫生上的支出是很低的，不到中等收入国家卫生支出的二分之一，约为高收入国家卫生支出的五十八分之一，比巴西、古巴等国家的卫生支出都要低。如果卫生支出低，效率高，能解决人民的健康问题也好。关键是由于忽视和低投入，国民的健康问题现在已经到了严重阻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地步了，下面将具体讨论健康问题对发展的障碍。而且，政府和个人在卫生支出上的比例和国际上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如图5所示，发达国家个人在卫生上的支出占总支出的27%，我国个人在卫生上的支出占总支出的60.5%。我国的人均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个人卫生支出的比例是发达国家个人的二倍多，自然大多数人看不起病。
综上所述，中国解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巨大健康积累为经济起飞提供了雄厚的健康人力资源。首先，国民的平均期望寿命迅速提高，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1981年的67.9岁，几近33岁，在同类别的国家中居前，接近发达国家。其次，1983年我国的医疗保障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85%的农村人口。第三，到八十年代，我国基本上已经有效地控制了疟疾等主要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疟疾，非洲的GDP在35年里少了近三分之一。然而，近二十年来，在同等经济水平国家中，我国的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是很小的，在健康方面，国民并没有享受到经济起飞的成就，而是做了牺牲。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经济起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建立在消耗解放三十多年来健康积累的基础上的。
今天，我们要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有没有健康积累?一般来说，由于人力资源的生长周期，健康投资或健康透支有滞后的效果规律，大概要15-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我们在过去二十年中客观上是在不断地健康透支。现在已经初见后果。这些后果表现在许多方面：
(1)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的双重威胁越来越大。传染病/非传染病的威胁首先表现在AIDS病感染人数的迅速增加——据估计现在是100万，到2010年预测将达到1-2千万。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居世界第二；乙肝患者数占世界的1/3。旧有传染病重新抬头，新发传染病大概有一半已经在中国出现。癌症的死亡率每年150万，心血管病死亡率每年300万；上述两个病每年的经济负担就超过了几千亿人民币。糖尿病患者4千多万，高血压患者1.5亿；还有精神和心理疾病的负担日益加重，实际患病人口已达1600万。
(2)“未富先老”的挑战日益尖锐。中国老年人口(大于60岁)1999年是一亿两千六百万，到2050年将达到四亿一千万。在人均收入不高，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体系不够健全，技术不甚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导致了“未富先老”。老龄化既有养老问题，又有健康问题，还有社会问题，这是一个沉重的经济社会负担和疾病负担。而且，中国的多数老人住在农村(占66%)。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成就，20年来成功地避免了4亿多人口的出生，但也有负面影响。具体来说，我们的后代将面临“421症候群”，即第一代4人，第二代2人，第三代只有1人；家庭的支持非常有限。
(3)人口质量和数量存在巨大改善空间。我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13亿人口。过去的二十多年来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不断加重。1982年是108.47，1990年是111.30，2000年是116.80。我国的出生缺陷率也非常高，每年有80万到100万。现在我国残疾人口7000万，其中70%是由于出生缺陷造成的。而中国3000万贫困家庭中，80%家里有残疾人口。我们的数字统计表明，大学人口的比例只有3.6%，美国是25%；高科技人才仅占0.67%，是德国、日本、加拿大、美国的三百到六百分之一。
那么，是不是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达到很高的健康水平，很难再提高了呢?不是这样的。1980年，澳大利亚的人均寿命是74岁，我国是68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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