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迪、王佐良：在婚姻里诗意漫步(1)
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张海迪喜欢上了这个瘦削、俊朗的大哥哥，但顾及到自己的身体，她还是违心拒绝了王佐良的爱意，并劝他打道回府。王佐良却执著地在她家里住了下来，主动担负起伺候张海迪的任务。并帮她学习英语、德语。王佐良还找来杂木，糟心为海迪做了一副轮椅，两人学习累了他就推着她到外面转转。渐渐地，海迪发现两人性格、志趣相投。而且她被王佐良那种做事执著、儒雅、温文的气质深深打动了。就这样，两人走到了一起。王佐良随着海迪从莘县到聊城，到济南，转眼间琴瑟和鸣地生活了26年。
为了方便照顾海迪，王佐良一直和海迪及其父母住在一起。1990年以后，他们搬进了济南市花园小区，这个小区是济南市为解决市内各界知名人士“房困”问题而建的，人称“名士楼”，张海迪一家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多年。
多年来，王佐良和妻子的生活已达成了默契。每天晚上，他们和父母一起吃过晚饭，看完新闻联播后，夫妻俩便回到书房，一人一张书桌开始了一个晚上的学习和写作。屋子里静悄悄的，两人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惟有敲击键盘的声音时疾时缓地在书房里回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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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上半年，张海迪和丈夫合作，共同翻译了一本20万字的美国长篇小说《莫多克——一头大象的故事》。本来，张海迪是想独力完成这部小说的编译工作。但她经常被书内的情景感动得泪水潸然，以致哀伤得不能自己。于是，她便请丈夫出马相助，把那些感伤的章节交由他完成，这也是两人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合作。
20多万字的小说，就是在他们小小的书房里，经过几百个这样的夜晚诞生的。有时为了一两个单词的说法，两人也会争得面红耳赤。后来，张海迪在此书的《译序》中说：“尽管我们曾为这本书争论不休，但那都是为了我们的读者朋友。在此，我想对我的合作者(我的先生王佐良)说——我爱《莫多克》，我也爱你!”
几乎所有的夜晚，夫妻俩都这样默守书斋，有时实在太累了，一个便说：“嗨，不行了，我们歇会儿吧!”于是，王佐良就推着海迪走一走。这时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快乐，走一会儿，海迪便说，现在就当我们是去公园，你说现在走到哪儿了?王佐良便说，走了还不到一半呢。于是，他们又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而那个公园也永远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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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济南定居这么多年，夫妻俩还真没去过一次公园呢，海迪舍不得花费时间，也怕给人添麻烦。更多的时候，他们选择厮守在书房里，你对着我，我对着你，天南地北地“神侃”，谈见到的人、碰到的事，谈艺术，谈社会，谈人生，任两人的思想火花在那间小小的书房里一次又一次地碰撞。
20多年的光阴，夫妻俩就是这样，妇唱夫随，相濡以沫。20多年来，王佐良从没有外出理过发，他的发型全是妻子亲自做的。20多年来，张海迪活在诗意里，活在自己单纯的世界里，而王佐良就是那个读诗的人。
“先生是我的‘健康顾问’兼‘形象顾问’”
“一个人病倒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进取的信心和力量。”当年张海迪在报告中说的这句话曾激励了许许多多残疾青年，也同样激励着她自己。这么多年来，作为丈夫，王佐良经历了妻子遭受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因此，他照顾起妻子来也格外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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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由于昼夜伏案创作《轮椅上的梦》，张海迪的鼻梁被眼镜压破一块，从此不断溃烂出血。可为了写作，她全然没有在意，一边用手绢捂着，一边仍不停地写。就这样拖到1990年，她被确诊为鼻梁基底细胞癌，张海迪又一次面临着死神的威胁。
可张海迪依然无所畏惧，她笑着对医生说：“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吧!”为防癌细胞扩散，她需要手术。在手术台上，因为高位截瘫不能麻醉，她就凭自己的意志去抵御疼痛。她在手术台上时，甚至听得见手术刀划开自己皮肤的声音。
几个小时后，当张海迪面色苍白、浑身无力地从手术台上下来时，王佐良急步走上前握住妻子的手。难过加上紧张，他鼻梁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为了安慰丈夫，张海迪风趣地说：“我想假如我是被捕的地下党员，无论敌人如何严刑拷打，我都不会叛变的，而你可就难说了，你看，你的手都被吓得冰凉了!”
经历过生离死别，王佐良对妻子照顾得更加周到了。每天清晨，他匆匆忙忙赶到城东的学校上班，中午不管凤吹日晒，再骑上半个小时的车赶回家。他不放心海迪一个人在家里，只要见到她便是一种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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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莫多事》，我也爱你!”
今年58岁的王佐良是上海人，曾在安徽庐江县插过队，他为人谦和，儒雅温文。作为山东师范大学外语培训中心的资深教授，他身上有着十足的书卷气，而且一看就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
王佐良清楚地记得，那是1981年12月19日的上午，他翻开当天的《人民日报》，就被头版头条那篇《瘫痪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团火》的报道吸引住了。玲玲是张海迪的小名。反复读了几遍文章后，他对身残志坚的玲玲姑娘升起了一股倾慕之情，立即提笔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寄给了千里之外的张海迪。随后。两人书信往来频繁，友情与日俱增。
几个月后，王佐良长途跋涉来到山东莘县。向张海迪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对于彼此的第一印象，他们各自写过一段文字。海迪这样写道：“十多年前那个难忘的春天，一个晴朗的早晨，他站在了我的面前，还给我带来了很多有趣的书。这些书都是我向往已久的。我不知道他怎样猜出了我的愿望。我对他并没有陌生感，如同见到了一位久违的老朋友。他的坎坷经历、书生气质深深打动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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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佐良对张海迪的第一印象则是：“这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姑娘，洋溢在她脸上热情的笑容和话语中丰富的词汇，使我觉得她小小的居室正像外面春天的原野，焕发着青春蓬勃的朝气，让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残疾!”
近年来。张海迪不能较长时间地坐在电脑前写作了，王佐良的妻子添置了笔记本电脑。后来，张海迪甚至不能倚着床或平躺着写作了，她必须将电脑放在身体的一谢，扭着身子敲击键盘。王佐良只要在家，就时常叮嘱妻子注意休息，或给她端杯牛奶喝，或给她按摩肩膀放松放松。
两人晚上经常工作到凌晨时分，有时，王佐良睡得早些。张海迪常常过来叫醒他，急火火地说：“快去看看，电脑可能出了故障，文章被删掉了一部分!”或者：“是不是打印机出了问题?”作为家里和单位的“电脑专家”，王佐良总是责无旁贷地一骨碌爬起来修电脑，有时要熬到东方发白才能重新躺下来，迷糊一会儿就该去上班了，可他没有任何怨言。
张海迪爱书成癖，每个月都会列出一串要读的书目，然后，王佐良便会不辞辛苦地给妻子买回来。有些海迪没说要买的书，他就把目录抄下来，带回家供她选择。
张海迪喜爱画油画，写作之余还创作了多幅画作。2005年6月，张海迪读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读着读着，小说里描绘出的意境让她有种想用画笔表达出来的冲动。于是，她转着轮椅冲到, http://www.100md.com(飙 尘)
为了方便照顾海迪，王佐良一直和海迪及其父母住在一起。1990年以后，他们搬进了济南市花园小区，这个小区是济南市为解决市内各界知名人士“房困”问题而建的，人称“名士楼”，张海迪一家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多年。
多年来，王佐良和妻子的生活已达成了默契。每天晚上，他们和父母一起吃过晚饭，看完新闻联播后，夫妻俩便回到书房，一人一张书桌开始了一个晚上的学习和写作。屋子里静悄悄的，两人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惟有敲击键盘的声音时疾时缓地在书房里回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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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上半年，张海迪和丈夫合作，共同翻译了一本20万字的美国长篇小说《莫多克——一头大象的故事》。本来，张海迪是想独力完成这部小说的编译工作。但她经常被书内的情景感动得泪水潸然，以致哀伤得不能自己。于是，她便请丈夫出马相助，把那些感伤的章节交由他完成，这也是两人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合作。
20多万字的小说，就是在他们小小的书房里，经过几百个这样的夜晚诞生的。有时为了一两个单词的说法，两人也会争得面红耳赤。后来，张海迪在此书的《译序》中说：“尽管我们曾为这本书争论不休，但那都是为了我们的读者朋友。在此，我想对我的合作者(我的先生王佐良)说——我爱《莫多克》，我也爱你!”
几乎所有的夜晚，夫妻俩都这样默守书斋，有时实在太累了，一个便说：“嗨，不行了，我们歇会儿吧!”于是，王佐良就推着海迪走一走。这时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快乐，走一会儿，海迪便说，现在就当我们是去公园，你说现在走到哪儿了?王佐良便说，走了还不到一半呢。于是，他们又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而那个公园也永远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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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济南定居这么多年，夫妻俩还真没去过一次公园呢，海迪舍不得花费时间，也怕给人添麻烦。更多的时候，他们选择厮守在书房里，你对着我，我对着你，天南地北地“神侃”，谈见到的人、碰到的事，谈艺术，谈社会，谈人生，任两人的思想火花在那间小小的书房里一次又一次地碰撞。
20多年的光阴，夫妻俩就是这样，妇唱夫随，相濡以沫。20多年来，王佐良从没有外出理过发，他的发型全是妻子亲自做的。20多年来，张海迪活在诗意里，活在自己单纯的世界里，而王佐良就是那个读诗的人。
“先生是我的‘健康顾问’兼‘形象顾问’”
“一个人病倒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进取的信心和力量。”当年张海迪在报告中说的这句话曾激励了许许多多残疾青年，也同样激励着她自己。这么多年来，作为丈夫，王佐良经历了妻子遭受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因此，他照顾起妻子来也格外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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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由于昼夜伏案创作《轮椅上的梦》，张海迪的鼻梁被眼镜压破一块，从此不断溃烂出血。可为了写作，她全然没有在意，一边用手绢捂着，一边仍不停地写。就这样拖到1990年，她被确诊为鼻梁基底细胞癌，张海迪又一次面临着死神的威胁。
可张海迪依然无所畏惧，她笑着对医生说：“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吧!”为防癌细胞扩散，她需要手术。在手术台上，因为高位截瘫不能麻醉，她就凭自己的意志去抵御疼痛。她在手术台上时，甚至听得见手术刀划开自己皮肤的声音。
几个小时后，当张海迪面色苍白、浑身无力地从手术台上下来时，王佐良急步走上前握住妻子的手。难过加上紧张，他鼻梁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为了安慰丈夫，张海迪风趣地说：“我想假如我是被捕的地下党员，无论敌人如何严刑拷打，我都不会叛变的，而你可就难说了，你看，你的手都被吓得冰凉了!”
经历过生离死别，王佐良对妻子照顾得更加周到了。每天清晨，他匆匆忙忙赶到城东的学校上班，中午不管凤吹日晒，再骑上半个小时的车赶回家。他不放心海迪一个人在家里，只要见到她便是一种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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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8岁的王佐良是上海人，曾在安徽庐江县插过队，他为人谦和，儒雅温文。作为山东师范大学外语培训中心的资深教授，他身上有着十足的书卷气，而且一看就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
王佐良清楚地记得，那是1981年12月19日的上午，他翻开当天的《人民日报》，就被头版头条那篇《瘫痪姑娘玲玲的心像一团火》的报道吸引住了。玲玲是张海迪的小名。反复读了几遍文章后，他对身残志坚的玲玲姑娘升起了一股倾慕之情，立即提笔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寄给了千里之外的张海迪。随后。两人书信往来频繁，友情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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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张海迪不能较长时间地坐在电脑前写作了，王佐良的妻子添置了笔记本电脑。后来，张海迪甚至不能倚着床或平躺着写作了，她必须将电脑放在身体的一谢，扭着身子敲击键盘。王佐良只要在家，就时常叮嘱妻子注意休息，或给她端杯牛奶喝，或给她按摩肩膀放松放松。
两人晚上经常工作到凌晨时分，有时，王佐良睡得早些。张海迪常常过来叫醒他，急火火地说：“快去看看，电脑可能出了故障，文章被删掉了一部分!”或者：“是不是打印机出了问题?”作为家里和单位的“电脑专家”，王佐良总是责无旁贷地一骨碌爬起来修电脑，有时要熬到东方发白才能重新躺下来，迷糊一会儿就该去上班了，可他没有任何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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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迪喜爱画油画，写作之余还创作了多幅画作。2005年6月，张海迪读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读着读着，小说里描绘出的意境让她有种想用画笔表达出来的冲动。于是，她转着轮椅冲到, http://www.100md.com(飙 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