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朋，主治医师、心理咨询师，汶川地震心理援助志愿者，驻站服务3年。近7年在北京从事心理辅导和医疗培训，发起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委员心理急救学部，担任学部秘书长。

    2008年5月12日发生了地震之后，我作为心理援助志愿者来到了四川，为那些在地震中受到心理创伤的人提供专业支持。早期主要工作是陪伴、倾听、评估心理创伤的程度、发现需要帮助的人，也协调一些灾后物资发放、心理危机干预科研等日常工作。

    早期在安置点，我们会定期巡查，特别关注那些可能有需要的人，比如过分沉默寡言、情绪低落、过度担忧或者精神恍惚的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给一些失去亲人的居丧者提供哀伤辅导，陪伴他们度过艰难的时刻。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援助工作也有所改变，我们开始走访社区，筛查创伤导致严重心理问题的人，然后寻找资源让他们得到规范治疗；走访再生育的家庭，了解再生育父母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进行心身调节，做好迎接孩子降生的准备。

    离开灾区后，我以为不会再用到这些工作方法和技能了。没想到近7年来，在灾区的经验派上了大用场。有一天我去看望一位长辈—刘阿姨，她有个儿子，据说“身体不太好”，为了给儿子调养身体，刘阿姨和老伴儿退休后一家三口搬到了郊区。我辗转找到他们居住的小农庄，见到了他们的儿子小军(化名)，小军当时30岁，交谈中我发现他面部偶尔会不自主地抽动，和他聊天时他有点答非所问，晚饭后我看见他一个人在院子里喃喃自语，就问刘阿姨小军的情况。刘阿姨说小军10年前出国读书，由于在机场安检提取了头发标本做检查，他到了国外一直担心自己得了什么病，慢慢身体越来越差，就接回国来休养。我问这10年有没有去医院看过，刘阿姨说只是抓了一些中药吃。

    我建议刘阿姨带小军去精神卫生专科医院看病，要排除精神分裂症。他们半信半疑，一直解释说孩子只是心态不好，不适应环境等等。我看他们全家人比较避讳谈精神问题，就给他们讲一些精神病人通过规范治疗最后康复的例子，鼓励他们带小军去精神科就诊，他们担心去正规医院看病后会被“记录在册”，被强制管控。过了两周我又去探望他们，再说到带小军看病的事，他们似乎有些动心了。我说这些年小军没有特别严重的症状发作，说明他病情比较稳定，药物治疗效果会很好的，登记在册也有好处，能够享受一些照顾，比如办理低保、定期探访等。后来小军开始接受正规的精神科诊疗，服药一个月就明显好转，全家人信心都增强了!我再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已经可以和小军开诚布公地讨论他的疾病和康复心得，他又重拾画笔，给我看他最近画的山水画，还开始运动、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