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的名义,对人民健康和生命负责(1)
引子
2009年3月，雨季来临前夕的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拉格罗里亚小镇。
5岁男孩埃德加·埃尔南德斯开始发烧、头痛和眼睛疼。在医疗队调查并采集了许多类似病人的粘膜样本后，小埃德加被确认为A/H1N1型流感(即甲型H1N1流感，简称“甲流”)的“0号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接连提高了“甲流”的警戒级别，但4月25日这次“甲流”还是在墨西哥爆发。
三天后的4月2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迅即就防控“甲流”作出重要指示，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防控工作，启动了国家防控“甲流”的应急机制。
全国上下紧急动员，与“甲流”疫情“赛跑”。“赛跑”艰难而激烈。5月11日，四川省确诊首例“甲流”病例，患者由北美飞抵成都；7月，20个省市发现了“甲流”阳性标本；9月，内地31个省市累计“甲流”确诊病例6968例；10月6日，西藏自治区报告我国内地首例“甲流”死亡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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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甲流”!全国的绝地“反攻”同时展开。
卫生战线的“国家队”主动请缨
4月初，当“甲流”疫情在太平洋东岸的墨西哥还刚“浮出水面”的时候，在太平洋两岸的中国上海，有个单位有个人开始悄悄地储备鸡胚蛋。
这一储备行动发生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发出储备指令的是时任代理所长的杨忠东。他要求该所物料部尽快地增加储备200万只鸡胚蛋。
鸡胚蛋是生产季节性流感疫苗的“必需品”，虽然季节性流感疫苗不同于“甲流”疫苗，但杨忠东知道，两者有相似性，季节性流感疫苗能对“甲流”病毒产生部分保护作用：面对疫情，凭着职业和专业的敏感性，他要“未雨绸缪”。
有人不屑一顾：墨西哥打“喷嚏”，凭什么中国“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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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杨忠东感性的“过度反应”，还是理性的“第一反应”?
从杨忠东的言行举止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因为那是一种领导对掌控“疫情发展”具有“战略眼光”的表现。
杨忠东，80年代末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硕士学位，拥有药学、免疫学、生物制品学等方面的专业背景，被上海市科委聘为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化生物医药领域咨询专家。经历了SARS灾难，在肩负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领导重任之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从国家的层面、民众的层面、研究所发展的层面运筹帷幄。
一想到现代交通的快速和普遍，像“甲流”这样的疫情能够在几小时内传遍世界，杨忠东焦急万分。在他看来，任何“滞后反应”，都可能使健康人群遭受传染疾病的侵袭，鲜活的生命遭受死亡的威胁。这样的局面一旦发生，那就是对国家的失职，对人民的犯罪。因此超前增加鸡胚蛋的储备，增加季节性流感疫苗的产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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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发展，证明了杨忠东没有“杞人忧天”。5月11日，首例“甲流”病例终于敲开了中国内地的大门。
5月14日科技部、国家食药监局召开抗击“甲流”的专题会议。杨忠东出席了这个会议，并获悉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接受了国家交派的研制“甲流”疫苗的任务。
北京科兴是个中外合资的民营企业，作为中国内地唯一具备大流行流感疫苗生产资质的企业，有实力来承担这一任务。然而此刻的杨忠东，心中波澜起伏：为什么国家首选民营企业来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国营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啊!“长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抢挑重担的勇气，意味着要以政治责任、国家责任、社会责任为己任。
一种朴实而又自觉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后来，他对员工说过的一段话，正是他当时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上生所是卫生战线的‘国家队’和主力军，只要疫情发生，我们就像军人一样，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从建国初期反细菌战的努力，到为消灭天花和防止霍乱、伤寒等烈性传染病的坚定，到落实中央预防为主、造福人类的方针，始终坚定不移，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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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忠东下了决心：卫生战线的“国家队”，决不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退居二线”!他与助手陈则教授当即向科技部领导主动请缨，坚决要求加入到“甲流”疫苗研制的队伍中去。理由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是全国第一家获得季节性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生产许可的企业，在制品的质量方面有绝对的优势，具备研制“甲流”疫苗的条件。争取的结果实现了杨忠东的心愿，全国10家有季节性流感疫苗生产资质的企业，都获得了研制“甲流”疫苗的机会。参与的企业多了，疫苗产能扩大了，为国家防病控疫增加了储备和信心。
所里成立了以所长杨忠东为组长，副所长金于兰、所长助理陈则为常务副组长的大流感疫苗开发工作小组。生产、研发、质保、物料等部门相互配合，像通过“加班”组装成的工作母机，下了“流水线”就投入运作。一条“甲流”病毒裂解疫苗生产线，按欧盟通行标准、用日本先进技术，在“第一时间”建立起来。
6月初，在全国流感疫苗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大会上，成为盟主之一的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其代表杨忠东和陈则发出誓言：在抗击“甲流”的“主战场”。一定要变压力为动力，变不可能为可能，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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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集号”吹响后的“急行军”
与经典的“上甘岭”战役一样，在这场人与自然的特殊“战斗”中，时间就是生命；抢占的“高地”，就是“甲流”疫苗的研发和生产。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吹响了“结集号”，开始了抗击“甲流”的“急行军”。
“急行军”中，一项有关“甲流”疫苗研发进度、审评审批、检验检测的“日报告”制度迅速建立。对内，密切跟踪各方协作动态；对外，积极沟通职能部门渠道。及时发布国家药监局等依法对“甲流”疫苗研制提出的规则和要求，研读技术规范和要点，征询方案和措施，旨在严格按照国家批准的生产工艺进行“甲流”疫苗的研制、试生产及检验，保证军令畅通。
“急行军”中，涉及原辅材料、仪器设备采购的那些常规、审批程序被“临时”打破。为“甲流”疫苗研发，特事特办，开设“绿色通道”，并且通过前期介入或调研来缩短各种流程；甚至加强与专家的沟通，减少申报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障碍。许多大胆的尝试，为今后企业管理的进一步改革创新，建立科学合理、高效运转的机制，进行了“实战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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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行军”中，为攻占“甲流”疫苗上市的“制高点”，既要开辟“捷径”但又绕不开法律法规的层层“封锁”。按常规，一种疫苗在几年里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要“挤”在同一时间段内进行，其难度可想而知。“甲流”疫苗事关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从注册到上市的整个过程，标准不能降低、程序不能减少。于是，“串联”的申报程序必须被“并联”后同步进行。
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我们看到了一张“急行军”的“路线图”，上面“串联”和“并联”的不仅是“甲流”疫苗研发、生产的程序，更是分分秒秒的时间1
2009年6月18日16：00，从英国国家生物标准与检定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Biokgical Standards and Control，NIBSC)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株“甲流”病毒株，立即按季节性流感, http://www.100md.com(苏颂兴 陈仁和)
2009年3月，雨季来临前夕的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拉格罗里亚小镇。
5岁男孩埃德加·埃尔南德斯开始发烧、头痛和眼睛疼。在医疗队调查并采集了许多类似病人的粘膜样本后，小埃德加被确认为A/H1N1型流感(即甲型H1N1流感，简称“甲流”)的“0号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接连提高了“甲流”的警戒级别，但4月25日这次“甲流”还是在墨西哥爆发。
三天后的4月2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迅即就防控“甲流”作出重要指示，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防控工作，启动了国家防控“甲流”的应急机制。
全国上下紧急动员，与“甲流”疫情“赛跑”。“赛跑”艰难而激烈。5月11日，四川省确诊首例“甲流”病例，患者由北美飞抵成都；7月，20个省市发现了“甲流”阳性标本；9月，内地31个省市累计“甲流”确诊病例6968例；10月6日，西藏自治区报告我国内地首例“甲流”死亡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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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甲流”!全国的绝地“反攻”同时展开。
卫生战线的“国家队”主动请缨
4月初，当“甲流”疫情在太平洋东岸的墨西哥还刚“浮出水面”的时候，在太平洋两岸的中国上海，有个单位有个人开始悄悄地储备鸡胚蛋。
这一储备行动发生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发出储备指令的是时任代理所长的杨忠东。他要求该所物料部尽快地增加储备200万只鸡胚蛋。
鸡胚蛋是生产季节性流感疫苗的“必需品”，虽然季节性流感疫苗不同于“甲流”疫苗，但杨忠东知道，两者有相似性，季节性流感疫苗能对“甲流”病毒产生部分保护作用：面对疫情，凭着职业和专业的敏感性，他要“未雨绸缪”。
有人不屑一顾：墨西哥打“喷嚏”，凭什么中国“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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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杨忠东感性的“过度反应”，还是理性的“第一反应”?
从杨忠东的言行举止中，我们不难找到答案，因为那是一种领导对掌控“疫情发展”具有“战略眼光”的表现。
杨忠东，80年代末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EMBA硕士学位，拥有药学、免疫学、生物制品学等方面的专业背景，被上海市科委聘为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化生物医药领域咨询专家。经历了SARS灾难，在肩负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领导重任之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从国家的层面、民众的层面、研究所发展的层面运筹帷幄。
一想到现代交通的快速和普遍，像“甲流”这样的疫情能够在几小时内传遍世界，杨忠东焦急万分。在他看来，任何“滞后反应”，都可能使健康人群遭受传染疾病的侵袭，鲜活的生命遭受死亡的威胁。这样的局面一旦发生，那就是对国家的失职，对人民的犯罪。因此超前增加鸡胚蛋的储备，增加季节性流感疫苗的产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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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的发展，证明了杨忠东没有“杞人忧天”。5月11日，首例“甲流”病例终于敲开了中国内地的大门。
5月14日科技部、国家食药监局召开抗击“甲流”的专题会议。杨忠东出席了这个会议，并获悉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接受了国家交派的研制“甲流”疫苗的任务。
北京科兴是个中外合资的民营企业，作为中国内地唯一具备大流行流感疫苗生产资质的企业，有实力来承担这一任务。然而此刻的杨忠东，心中波澜起伏：为什么国家首选民营企业来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国营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啊!“长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抢挑重担的勇气，意味着要以政治责任、国家责任、社会责任为己任。
一种朴实而又自觉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后来，他对员工说过的一段话，正是他当时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上生所是卫生战线的‘国家队’和主力军，只要疫情发生，我们就像军人一样，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从建国初期反细菌战的努力，到为消灭天花和防止霍乱、伤寒等烈性传染病的坚定，到落实中央预防为主、造福人类的方针，始终坚定不移，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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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忠东下了决心：卫生战线的“国家队”，决不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退居二线”!他与助手陈则教授当即向科技部领导主动请缨，坚决要求加入到“甲流”疫苗研制的队伍中去。理由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是全国第一家获得季节性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生产许可的企业，在制品的质量方面有绝对的优势，具备研制“甲流”疫苗的条件。争取的结果实现了杨忠东的心愿，全国10家有季节性流感疫苗生产资质的企业，都获得了研制“甲流”疫苗的机会。参与的企业多了，疫苗产能扩大了，为国家防病控疫增加了储备和信心。
所里成立了以所长杨忠东为组长，副所长金于兰、所长助理陈则为常务副组长的大流感疫苗开发工作小组。生产、研发、质保、物料等部门相互配合，像通过“加班”组装成的工作母机，下了“流水线”就投入运作。一条“甲流”病毒裂解疫苗生产线，按欧盟通行标准、用日本先进技术，在“第一时间”建立起来。
6月初，在全国流感疫苗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大会上，成为盟主之一的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其代表杨忠东和陈则发出誓言：在抗击“甲流”的“主战场”。一定要变压力为动力，变不可能为可能，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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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集号”吹响后的“急行军”
与经典的“上甘岭”战役一样，在这场人与自然的特殊“战斗”中，时间就是生命；抢占的“高地”，就是“甲流”疫苗的研发和生产。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吹响了“结集号”，开始了抗击“甲流”的“急行军”。
“急行军”中，一项有关“甲流”疫苗研发进度、审评审批、检验检测的“日报告”制度迅速建立。对内，密切跟踪各方协作动态；对外，积极沟通职能部门渠道。及时发布国家药监局等依法对“甲流”疫苗研制提出的规则和要求，研读技术规范和要点，征询方案和措施，旨在严格按照国家批准的生产工艺进行“甲流”疫苗的研制、试生产及检验，保证军令畅通。
“急行军”中，涉及原辅材料、仪器设备采购的那些常规、审批程序被“临时”打破。为“甲流”疫苗研发，特事特办，开设“绿色通道”，并且通过前期介入或调研来缩短各种流程；甚至加强与专家的沟通，减少申报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障碍。许多大胆的尝试，为今后企业管理的进一步改革创新，建立科学合理、高效运转的机制，进行了“实战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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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行军”中，为攻占“甲流”疫苗上市的“制高点”，既要开辟“捷径”但又绕不开法律法规的层层“封锁”。按常规，一种疫苗在几年里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要“挤”在同一时间段内进行，其难度可想而知。“甲流”疫苗事关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从注册到上市的整个过程，标准不能降低、程序不能减少。于是，“串联”的申报程序必须被“并联”后同步进行。
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我们看到了一张“急行军”的“路线图”，上面“串联”和“并联”的不仅是“甲流”疫苗研发、生产的程序，更是分分秒秒的时间1
2009年6月18日16：00，从英国国家生物标准与检定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Biokgical Standards and Control，NIBSC)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株“甲流”病毒株，立即按季节性流感, http://www.100md.com(苏颂兴 陈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