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需要就是我一生的追求”(1)
沈自尹
浙江镇海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本科。历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中医教研室主任，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华山医院中医科主任，脏象研究室主任。校、医院学位和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评议委员、卫生部中药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12年)，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12年)。现任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名誉所长，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荣誉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副总编。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辈子，他为了党交办的一个使命孜孜以求；半个多世纪，他深入探究“异病同治，同病异治”之辨证理论的真谛。沈自尹院士有着丰富的经历，他是一位老专家、老教授，学术研究颇有造诣，但又不同于许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他心系国之兴衰，是一位老革命、老党员，无时无刻不关心着国家发展的跌宕起伏。几十年来他专注于中西医结合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不辞辛苦，不畏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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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年逾80的沈老依然精神矍铄，每周按时上班工作，并坚持以“普通号”的收费标准为病人们看门诊。8月的上海，骄阳似火，但沈老依然早早来到办公室准时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谈起往事，沈老思路清晰、表述凝练，用一个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与我们分享着他热衷一生并为之奉献的事业。
怀揣使命踏上中医研究之路
沈自尹院士的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曾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让他从小就受到了书香的熏陶。抗战开始后，他随家迁至宁波镇海乡下。不久宁波也沦陷，当时刚念完初中的他，不甘心接受亡国奴的教育，便和几个爱国的同学背井离乡，跑到艰苦的宁海游击区，在跃龙山的鄞县联中求学。
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往宁波，他在高中三年级多次参加了“繁菌”、“金玉满堂”等鞭挞国民党腐败统治话剧的演出，也渐渐开始接受进步同学传播的革命思想。高中毕业后，沈自尹考入上海医学院，在大学校园里，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特务在校园里横行、镇压学生运动的种种事件。作为追求进步的年轻大学生，他逐渐对反动派深恶痛绝，并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枫林社，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把冷清下去的学生运动又开展了起来。于是沈自尹的名字被国民党特务列上了黑名单，幸得地下党组织事先通知，避开了解放前夕的大搜捕，才免于遭难。上海解放后他一面补习功课，一面投入共青团的筹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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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沈自尹当时已经毕业后被分配在华山医院工作了三年，院党总支书记根据党中央刚宣布的中医政策，决定安排他去改学中医，党总支书记说“当前西医普遍存在歧视中医的不良倾向，没有深入研究过中医，却要否定中医，这是不科学的态度，派你去学中医，就是要发扬中医的精华，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 就这样一席话，决定了沈自尹一生的事业和前进的道路。沈老在回忆当时决定改行学中医的情境时感慨地说：“当时的想法真的很淳朴，就觉得这是一项使命，要无条件地接受，没有今天人们做事时的许多顾虑。”
牢记使命拜师学艺
沈自尹的头脑里当时根本还没有中西医结合这个概念，只是打算学好中医，研究中医，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由于一向接受系统而严格的英美式正规教育，当时在全国还没有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先例，像他这样的情况，难免成了被周围人议论的对象，有时还会听到“西医郎中”等等的挖苦话，这些倒并不使他为难。以前无缘接触中医，对中医一无所知，脑子里装的都是从医学院学习时看得见摸得着的组织学、胚胎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病理解剖学、生物化学、病理生理学等，总觉得科学应该是唯物的、有客观依据的，而中医只凭“望、闻、问、切”，不需任何实验室依据就开处方，似乎有点“玄”，总不免揣着困惑与疑虑，所以最大的难题是要回答中医这一学术体系究竟是否真正具有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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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安排沈自尹学中医是传统的从师方式，指定姜春华老中医为老师。姜老是尽心地教，他体胖怕热，每逢炎夏酷暑的下午，那木板平房式的中医办公室里热气熏人，姜老有时用冷水浇一下头，再坐下教读。沈自尹也尽心地学，为了攻克艰涩难懂的古文这一关，每天清晨到花园里朗读《古文观止》。更重要的是怎样学进去，以了解中医理论和治病真谛，当时中医还没有系统的教材，姜老让他从《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本草经》学起，不死背条文，而是理解其精髓，让辨证论治的规律从这些繁复的条文中得以升华。以后姜老让沈自尹自学《外台秘要》、《千金方》，对每一门病证的用药加以科学地归纳，从出现频率最高的方药中求实效。
院内曾有一个痢疾病人，从大便培养中证实有弗氏痢疾杆菌，就开始用抗生素治疗，用过磺胺药、合霉素、金霉素等都无效，虽然大便已培养不出致病菌，但仍然每天腹泻十余次，于是改用收敛性药物，如复方樟脑酊、次碳酸铋等也不起作用，最后请姜老会诊，根据辨证认为虽然是痢疾，但病情迁延，这时主要是病人体力衰退而表现为“虚寒”现象，必须给予温补性药物，如附子、干姜、人参之类，经一帖中药，第二天病人的腹泻就停止了，中医不用抗菌药，而用了与痢疾不相干的温补药却得奇效，说明了中医的“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这一治则充分体现了整体观念的优势，对于像沈自尹这样习惯于用看得见摸得着、所谓科学而唯物的守则来治病的医生，实在是一种新的启示。
, 百拇医药
沈自尹在学习中医理论的同时，还管中医病房，姜老采取巴豆为主制成的巴漆丸来泻去肝硬化病人的腹水，卓有成效，当他已总结到96例的时候，《解放日报》从病人来信中得知这一消息，来找医院，希望作以报道。通过一段时间与西药硫酸镁治疗腹水病人作对照，师徒二人用事实证明，中医用巴漆丸泻水是有其独特之处，只是当时还说不清是什么道理。
沈老谈到中医学习的体会，特别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医生的构思水平；二是实际的临床疗效。他常将中医临诊处方比作绘画和音乐。绘画是艺术，无论是中国的水墨画，还是西洋的油画，画家首先要有一个构思，再加上个人的技巧和审美情趣，才使画能传神，观者赏心悦目得到会心的愉快；音乐也是艺术，无论中西名曲的产生，都得先有构思，再加上作曲家各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和个人风格，使其作品久听不衰，令听者如身临其境而有内心的共鸣。中医不属于艺术范畴，但却具有艺术的特征，所谓“医者意也”，这“意”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指构思，当然这不像绘画和音乐之仅供耳目赏阅，而这构思水平的高低就是决定治疗效果的好坏，中医诊治疾病的水平参差不齐，看来就在于构思的水平。
, 百拇医药
譬如一个病人经过几位老中医看过，有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处方。几个徒弟跟一位老中医学习，几年后有的能将老中医的处方成套地背下来，连每个药在处方的位置都能一成不变，有的则能将老中医的心得与治病作风学到手，而并不拘泥于一方一药，前者学“形”后者学“神”，后者实则是学到这位老中医的构思方法。辨证论治是从整体着眼根据具体情况行事，却又灵活机动而具有预见性，又好比奕棋，既要照顾全局的安排，又要考虑每个棋子的得失，以及它对全局的影响，有时在某个棋子上用功夫，有时却须用其它的棋子来影响或解救这个棋子的危急，这不仅需要了解每个棋子的作用，而且要了解各个棋子之间的关系，更要从通盘着眼，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后来，姜老又让沈自尹跟几位名老中医随诊，像已故夏仲方老中医对《伤寒》、《金匮》经方实质领悟深，又能在临床上运用自如；张跃卿老中医对医理分析精辟，每能引人入胜。这使他了解各种不同的风格，提高构思能力。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刻苦，1959年2月师徒两人同获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沈老作为学习西医出身，他对中医的了解和娴熟应用，常使中医出身的中医惊讶，这既和名师指点有关，又和沈老做事认真、干一行爱一行的性格有关。, 百拇医药(黄建华 肇晖)
浙江镇海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本科。历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中医教研室主任，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华山医院中医科主任，脏象研究室主任。校、医院学位和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评议委员、卫生部中药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12年)，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12年)。现任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名誉所长，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荣誉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副总编。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辈子，他为了党交办的一个使命孜孜以求；半个多世纪，他深入探究“异病同治，同病异治”之辨证理论的真谛。沈自尹院士有着丰富的经历，他是一位老专家、老教授，学术研究颇有造诣，但又不同于许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他心系国之兴衰，是一位老革命、老党员，无时无刻不关心着国家发展的跌宕起伏。几十年来他专注于中西医结合发展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不辞辛苦，不畏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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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年逾80的沈老依然精神矍铄，每周按时上班工作，并坚持以“普通号”的收费标准为病人们看门诊。8月的上海，骄阳似火，但沈老依然早早来到办公室准时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谈起往事，沈老思路清晰、表述凝练，用一个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与我们分享着他热衷一生并为之奉献的事业。
怀揣使命踏上中医研究之路
沈自尹院士的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曾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让他从小就受到了书香的熏陶。抗战开始后，他随家迁至宁波镇海乡下。不久宁波也沦陷，当时刚念完初中的他，不甘心接受亡国奴的教育，便和几个爱国的同学背井离乡，跑到艰苦的宁海游击区，在跃龙山的鄞县联中求学。
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往宁波，他在高中三年级多次参加了“繁菌”、“金玉满堂”等鞭挞国民党腐败统治话剧的演出，也渐渐开始接受进步同学传播的革命思想。高中毕业后，沈自尹考入上海医学院，在大学校园里，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特务在校园里横行、镇压学生运动的种种事件。作为追求进步的年轻大学生，他逐渐对反动派深恶痛绝，并参加了上海医学院的共产党外围组织——枫林社，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把冷清下去的学生运动又开展了起来。于是沈自尹的名字被国民党特务列上了黑名单，幸得地下党组织事先通知，避开了解放前夕的大搜捕，才免于遭难。上海解放后他一面补习功课，一面投入共青团的筹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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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沈自尹当时已经毕业后被分配在华山医院工作了三年，院党总支书记根据党中央刚宣布的中医政策，决定安排他去改学中医，党总支书记说“当前西医普遍存在歧视中医的不良倾向，没有深入研究过中医，却要否定中医，这是不科学的态度，派你去学中医，就是要发扬中医的精华，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 就这样一席话，决定了沈自尹一生的事业和前进的道路。沈老在回忆当时决定改行学中医的情境时感慨地说：“当时的想法真的很淳朴，就觉得这是一项使命，要无条件地接受，没有今天人们做事时的许多顾虑。”
牢记使命拜师学艺
沈自尹的头脑里当时根本还没有中西医结合这个概念，只是打算学好中医，研究中医，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由于一向接受系统而严格的英美式正规教育，当时在全国还没有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先例，像他这样的情况，难免成了被周围人议论的对象，有时还会听到“西医郎中”等等的挖苦话，这些倒并不使他为难。以前无缘接触中医，对中医一无所知，脑子里装的都是从医学院学习时看得见摸得着的组织学、胚胎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病理解剖学、生物化学、病理生理学等，总觉得科学应该是唯物的、有客观依据的，而中医只凭“望、闻、问、切”，不需任何实验室依据就开处方，似乎有点“玄”，总不免揣着困惑与疑虑，所以最大的难题是要回答中医这一学术体系究竟是否真正具有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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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安排沈自尹学中医是传统的从师方式，指定姜春华老中医为老师。姜老是尽心地教，他体胖怕热，每逢炎夏酷暑的下午，那木板平房式的中医办公室里热气熏人，姜老有时用冷水浇一下头，再坐下教读。沈自尹也尽心地学，为了攻克艰涩难懂的古文这一关，每天清晨到花园里朗读《古文观止》。更重要的是怎样学进去，以了解中医理论和治病真谛，当时中医还没有系统的教材，姜老让他从《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本草经》学起，不死背条文，而是理解其精髓，让辨证论治的规律从这些繁复的条文中得以升华。以后姜老让沈自尹自学《外台秘要》、《千金方》，对每一门病证的用药加以科学地归纳，从出现频率最高的方药中求实效。
院内曾有一个痢疾病人，从大便培养中证实有弗氏痢疾杆菌，就开始用抗生素治疗，用过磺胺药、合霉素、金霉素等都无效，虽然大便已培养不出致病菌，但仍然每天腹泻十余次，于是改用收敛性药物，如复方樟脑酊、次碳酸铋等也不起作用，最后请姜老会诊，根据辨证认为虽然是痢疾，但病情迁延，这时主要是病人体力衰退而表现为“虚寒”现象，必须给予温补性药物，如附子、干姜、人参之类，经一帖中药，第二天病人的腹泻就停止了，中医不用抗菌药，而用了与痢疾不相干的温补药却得奇效，说明了中医的“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这一治则充分体现了整体观念的优势，对于像沈自尹这样习惯于用看得见摸得着、所谓科学而唯物的守则来治病的医生，实在是一种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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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老谈到中医学习的体会，特别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医生的构思水平；二是实际的临床疗效。他常将中医临诊处方比作绘画和音乐。绘画是艺术，无论是中国的水墨画，还是西洋的油画，画家首先要有一个构思，再加上个人的技巧和审美情趣，才使画能传神，观者赏心悦目得到会心的愉快；音乐也是艺术，无论中西名曲的产生，都得先有构思，再加上作曲家各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和个人风格，使其作品久听不衰，令听者如身临其境而有内心的共鸣。中医不属于艺术范畴，但却具有艺术的特征，所谓“医者意也”，这“意”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指构思，当然这不像绘画和音乐之仅供耳目赏阅，而这构思水平的高低就是决定治疗效果的好坏，中医诊治疾病的水平参差不齐，看来就在于构思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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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一个病人经过几位老中医看过，有时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处方。几个徒弟跟一位老中医学习，几年后有的能将老中医的处方成套地背下来，连每个药在处方的位置都能一成不变，有的则能将老中医的心得与治病作风学到手，而并不拘泥于一方一药，前者学“形”后者学“神”，后者实则是学到这位老中医的构思方法。辨证论治是从整体着眼根据具体情况行事，却又灵活机动而具有预见性，又好比奕棋，既要照顾全局的安排，又要考虑每个棋子的得失，以及它对全局的影响，有时在某个棋子上用功夫，有时却须用其它的棋子来影响或解救这个棋子的危急，这不仅需要了解每个棋子的作用，而且要了解各个棋子之间的关系，更要从通盘着眼，以取得最后的胜利。
后来，姜老又让沈自尹跟几位名老中医随诊，像已故夏仲方老中医对《伤寒》、《金匮》经方实质领悟深，又能在临床上运用自如；张跃卿老中医对医理分析精辟，每能引人入胜。这使他了解各种不同的风格，提高构思能力。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刻苦，1959年2月师徒两人同获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沈老作为学习西医出身，他对中医的了解和娴熟应用，常使中医出身的中医惊讶，这既和名师指点有关，又和沈老做事认真、干一行爱一行的性格有关。, 百拇医药(黄建华 肇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