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 WORDS “1+1+1” combined signing service； inpatient treatment； itinerant medical treatment； cost utility

    随着我国银发潮的来临，社会普遍面临老龄化和慢性病流行的巨大挑战。据老龄办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1亿，占全国人口的17.3%[1]，80岁以上高龄老人和失能老年人口数大幅增加，老年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疾病经济负担问题，为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影响[2]。近年来我国医药卫生领域成本-效用分析的文獻逐渐增多，其中仅测算直接医疗成本的多达61.3%，测算了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占38.7%，其中多数文献以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作为效用指标[3]。王林[4]比较分析了不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成本及效用；俞帼英，乐嘉宜等[5]研究探索了构建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模式的可行性；符争辉[6]等采用前瞻性干预研究的方法对上海某区3种不同康复模式的精神残疾患者以SF-36为效用指标进行了1年的费用及效用评估。国外成本效用研究文献有刘双梅与王小万[7]的以色列高血压干预计划的成本效用分析；James等[8]对肥胖与常规治疗在澳大利亚肥胖症治疗中的成本-效用分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