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咽癌患者血浆EBV DNA和VCA—IgA联合检测及临床意义(2)
2 结果
2.1放疗前组患者血浆EBV DNA含量和VCA-IgA滴度。68例初诊鼻咽癌患者血浆EBV DNA阳性率为95.59%(65/68)，假阴性率为4.41%(3/68)，中位拷贝数为93×104 copies/ml(0-248×108 copies/ml)；血浆VCA-IgA阳性率为88.24%(60/68)，假阴性率为11.76%(8/68)，其中滴度(<1∶10)8例，低滴度(1∶10-1∶20)11例，中滴度(1∶40-1∶160)38例，高滴度(>1∶160)11例。
2.2放疗后缓解组患者血浆EBV DNA含量和VCA-IgA滴度。42例放疗后缓解的鼻咽癌患者血浆EBV DNA阳性率为16.67%(7/42)，中位拷贝数为0 copies/ml(0～236×103 copies/ml)；血浆VCA-IgA阳性率为54.76%(23/42)，其中滴度(<1：10)19例，低滴度(1∶10-1∶20)19例，中滴度(1∶40-1∶160)3例，高滴度(>1∶160)1例。在7例EBV DNA阳性的患者中，有4例处于高拷贝状态，其VCA-IgA滴度亦处于中高滴度，后在随访过程中确诊为局部复发或转移，另外3例无复发或转移的临床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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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放疗后复发或转移组患者血浆EBV DNA含量和VCA-IgA滴度。26例放疗后复发或转移组患者血浆EBV DNA阳性检出率92.31%(24/26)，中位拷贝数为69×105 copies/ml(0-256×108 copies/ml)，26例患者中2例血浆EBV DNA检测阴性，假阴性率为7.69%(2/26)，余25例大多数处于高拷贝状态。血浆VCA-IgA阳性率为88.46%(23/26)，假阴性3例，假阴性率为7.69%(3/26)，余23例多处于中高滴度状态，其中血浆EBV DNA检测为阴性的2例鼻咽癌患者VCA-IgA处于高滴度状态。
2.4各组血浆EBV DNA阳性检出率和浓度比较，见表1。
放疗前组EBV DNA 阳性率显著高于放疗后缓解组(u=8.46，P<0.01)，与复发或转移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u=0.63，P>0.05)；复发或转移组与放疗后缓解组比较差异显著(u=6.10，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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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各组血浆VCA-IgA阳性检出率和滴度比较， 见表2，表3。
放疗前组VCA-IgA阳性率显著高于放疗后缓解组(u=3.96，P<0.01)，与复发或转移组比较无差异(u=0.03，P>0.05)；复发或转移组与放疗后缓解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u=2.89，P<0.01)。
3 讨论
鼻咽癌是我国最为常见的头颈部恶性肿瘤之一，具有明显地域性和种族性差异[3]，我国华南地区为高发区。虽然病因尚不十分明确，但目前已证实EB病毒是鼻咽癌重要的致病因子，肯定参与鼻咽癌的多阶段、多因素发生过程，被EB病毒感染的细胞具有EBV的基因组，并可产生各种抗原及相应的抗体，对EB病毒各种抗原抗体及EBV-DNA的检测，已作为鼻咽癌筛查及辅助诊断的手段广泛用于临床[4]。鼻咽癌具有包括对放疗异常敏感、容易出现肿瘤残存、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等特殊的临床病理特征。复发和转移是鼻咽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5]，也是制约患者疗效和预后的主要因素。目前鼻咽癌患者疗效的监测、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的诊断，主要依靠鼻咽镜和影像学检查。这些检查不仅因费用贵、耗时长而致患者难以接受，还且因为影像学检查为一种局部显像技术，不可能检测到每一个可能发生转移的部位，也不能及时发现疾病的进展，其敏感性和特异性也较差，特别在诊断较小的转移灶、放疗后肿瘤侵润与纤维化的鉴别、以及残存肿瘤性质的判断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因此，找到能有效监测鼻咽癌患者放疗后复发或转移的肿瘤标记物可弥补这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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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应用荧光定量PCR技术和免疫酶法分别检测了放疗前、放疗后缓解及放疗后复发或转移的鼻咽癌患者血浆中EBV DNA含量和VCA-IgA滴度，结果显示放疗后复发或转移组血浆EBV DNA含量和VCA-IgA滴度显著高于放疗后缓解组，且大多数患者血浆EBV DNA处于高拷贝状态、VCA-IgA处于中高滴度状态，而处于缓解期的血浆EBV DNA一直很低或检测不到，说明检测血浆EBV DNA和VCA-IgA含量对监测鼻咽癌患者放疗后的复发和转移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另外，在复发或转移组中有2例EBV DNA阴性而VCA-IgA检测为阳性，3例VCA-IgA阴性而EBV DNA检测为阳性，说明血浆EBV DNA和VCA-IgA的联合检测有互补作用。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放疗前组血浆EBV DNA阳性检出率和中位拷贝数显著高于放疗后缓解组，而放疗后缓解组大部分患者EBV DNA水平已检测不到，提示鼻咽癌患者血浆EBV DNA水平随放疗前后肿瘤消长而变化，与肿瘤负荷呈正相关，即血浆EBV DNA可反映放疗后残余肿瘤的载量，此与相关报道相似[6-7]。另外，本研究还发现鼻咽癌患者缓解组血浆VCA-IgA阳性检出率虽然较高，但随放疗后时间的增长呈下降趋势，说明EB病毒抗体在体内会保持一定时间，即使体内EBV被清除，在血浆中较长时间仍可检出该抗体，与曹素梅等[8]报道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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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血浆EBV DNA和VCA-IgA两种肿瘤标记物的联合检测，是监测鼻咽癌患者复发和转移的有效方法，且因费用低、省时方便而使患者易于接受，适合基层医院推广应用。但上述指标的检测均存在一定的假阴性，所以在临床工作中尚需结合必要的临床和影像学检查资料，以便对放疗后鼻咽癌患者复发与转移的监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参考文献：
[1]Hao S P，Tsang N M，Chang K P，et al.Differentiation of recurrent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nd skull base osteoradionecrosis by Epsterin-Barr virus derived latent membrane protein gene[J].Laryngoscope，2001，111：650-652.
[2]李多杰，彭开桂，江浩，等.血浆EBV DNA定量分析在监测鼻咽癌患者复发和转移中的价值[J].实用肿瘤杂志，2008，23(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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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殷蔚伯.肿瘤放射治疗学[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2：537.
[4]陈瑜萍，阮辉，肖志勇.鼻咽癌患者EB病毒检测的临床意义[J].成都医学院学报，2012，7(2)：266-268.
[5]田勇泉.耳鼻咽喉科学[M].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47-149.
[6]廖勇，罗志强.血浆EB病毒DNA定量测定对鼻咽癌患者的预后判断[J].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2008，15(4)：206.
[7]聂亚红，孙迎娟，阎丽平，等.鼻咽癌病人放疗前后VCA-IgA抗体及EB病毒DNA水平变化[J].齐鲁医学杂志，2012，27(4)：283-285.
[8]曹素梅，闵庆华，高劲松，等.血浆EB病毒游离DNA检测对鼻咽癌患者预后的意义[J].癌症，2003，22(3)：302-306. 编辑/罗茗柯, 百拇医药(孙琦 邓展锋 史顺畅 孙剑光)
2.1放疗前组患者血浆EBV DNA含量和VCA-IgA滴度。68例初诊鼻咽癌患者血浆EBV DNA阳性率为95.59%(65/68)，假阴性率为4.41%(3/68)，中位拷贝数为93×104 copies/ml(0-248×108 copies/ml)；血浆VCA-IgA阳性率为88.24%(60/68)，假阴性率为11.76%(8/68)，其中滴度(<1∶10)8例，低滴度(1∶10-1∶20)11例，中滴度(1∶40-1∶160)38例，高滴度(>1∶160)11例。
2.2放疗后缓解组患者血浆EBV DNA含量和VCA-IgA滴度。42例放疗后缓解的鼻咽癌患者血浆EBV DNA阳性率为16.67%(7/42)，中位拷贝数为0 copies/ml(0～236×103 copies/ml)；血浆VCA-IgA阳性率为54.76%(23/42)，其中滴度(<1：10)19例，低滴度(1∶10-1∶20)19例，中滴度(1∶40-1∶160)3例，高滴度(>1∶160)1例。在7例EBV DNA阳性的患者中，有4例处于高拷贝状态，其VCA-IgA滴度亦处于中高滴度，后在随访过程中确诊为局部复发或转移，另外3例无复发或转移的临床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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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放疗后复发或转移组患者血浆EBV DNA含量和VCA-IgA滴度。26例放疗后复发或转移组患者血浆EBV DNA阳性检出率92.31%(24/26)，中位拷贝数为69×105 copies/ml(0-256×108 copies/ml)，26例患者中2例血浆EBV DNA检测阴性，假阴性率为7.69%(2/26)，余25例大多数处于高拷贝状态。血浆VCA-IgA阳性率为88.46%(23/26)，假阴性3例，假阴性率为7.69%(3/26)，余23例多处于中高滴度状态，其中血浆EBV DNA检测为阴性的2例鼻咽癌患者VCA-IgA处于高滴度状态。
2.4各组血浆EBV DNA阳性检出率和浓度比较，见表1。
放疗前组EBV DNA 阳性率显著高于放疗后缓解组(u=8.46，P<0.01)，与复发或转移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u=0.63，P>0.05)；复发或转移组与放疗后缓解组比较差异显著(u=6.10，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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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各组血浆VCA-IgA阳性检出率和滴度比较， 见表2，表3。
放疗前组VCA-IgA阳性率显著高于放疗后缓解组(u=3.96，P<0.01)，与复发或转移组比较无差异(u=0.03，P>0.05)；复发或转移组与放疗后缓解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u=2.89，P<0.01)。
3 讨论
鼻咽癌是我国最为常见的头颈部恶性肿瘤之一，具有明显地域性和种族性差异[3]，我国华南地区为高发区。虽然病因尚不十分明确，但目前已证实EB病毒是鼻咽癌重要的致病因子，肯定参与鼻咽癌的多阶段、多因素发生过程，被EB病毒感染的细胞具有EBV的基因组，并可产生各种抗原及相应的抗体，对EB病毒各种抗原抗体及EBV-DNA的检测，已作为鼻咽癌筛查及辅助诊断的手段广泛用于临床[4]。鼻咽癌具有包括对放疗异常敏感、容易出现肿瘤残存、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等特殊的临床病理特征。复发和转移是鼻咽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5]，也是制约患者疗效和预后的主要因素。目前鼻咽癌患者疗效的监测、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的诊断，主要依靠鼻咽镜和影像学检查。这些检查不仅因费用贵、耗时长而致患者难以接受，还且因为影像学检查为一种局部显像技术，不可能检测到每一个可能发生转移的部位，也不能及时发现疾病的进展，其敏感性和特异性也较差，特别在诊断较小的转移灶、放疗后肿瘤侵润与纤维化的鉴别、以及残存肿瘤性质的判断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因此，找到能有效监测鼻咽癌患者放疗后复发或转移的肿瘤标记物可弥补这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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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应用荧光定量PCR技术和免疫酶法分别检测了放疗前、放疗后缓解及放疗后复发或转移的鼻咽癌患者血浆中EBV DNA含量和VCA-IgA滴度，结果显示放疗后复发或转移组血浆EBV DNA含量和VCA-IgA滴度显著高于放疗后缓解组，且大多数患者血浆EBV DNA处于高拷贝状态、VCA-IgA处于中高滴度状态，而处于缓解期的血浆EBV DNA一直很低或检测不到，说明检测血浆EBV DNA和VCA-IgA含量对监测鼻咽癌患者放疗后的复发和转移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另外，在复发或转移组中有2例EBV DNA阴性而VCA-IgA检测为阳性，3例VCA-IgA阴性而EBV DNA检测为阳性，说明血浆EBV DNA和VCA-IgA的联合检测有互补作用。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放疗前组血浆EBV DNA阳性检出率和中位拷贝数显著高于放疗后缓解组，而放疗后缓解组大部分患者EBV DNA水平已检测不到，提示鼻咽癌患者血浆EBV DNA水平随放疗前后肿瘤消长而变化，与肿瘤负荷呈正相关，即血浆EBV DNA可反映放疗后残余肿瘤的载量，此与相关报道相似[6-7]。另外，本研究还发现鼻咽癌患者缓解组血浆VCA-IgA阳性检出率虽然较高，但随放疗后时间的增长呈下降趋势，说明EB病毒抗体在体内会保持一定时间，即使体内EBV被清除，在血浆中较长时间仍可检出该抗体，与曹素梅等[8]报道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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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血浆EBV DNA和VCA-IgA两种肿瘤标记物的联合检测，是监测鼻咽癌患者复发和转移的有效方法，且因费用低、省时方便而使患者易于接受，适合基层医院推广应用。但上述指标的检测均存在一定的假阴性，所以在临床工作中尚需结合必要的临床和影像学检查资料，以便对放疗后鼻咽癌患者复发与转移的监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参考文献：
[1]Hao S P，Tsang N M，Chang K P，et al.Differentiation of recurrent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and skull base osteoradionecrosis by Epsterin-Barr virus derived latent membrane protein gene[J].Laryngoscope，2001，111：650-652.
[2]李多杰，彭开桂，江浩，等.血浆EBV DNA定量分析在监测鼻咽癌患者复发和转移中的价值[J].实用肿瘤杂志，2008，23(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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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瑜萍，阮辉，肖志勇.鼻咽癌患者EB病毒检测的临床意义[J].成都医学院学报，2012，7(2)：266-268.
[5]田勇泉.耳鼻咽喉科学[M].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47-149.
[6]廖勇，罗志强.血浆EB病毒DNA定量测定对鼻咽癌患者的预后判断[J].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2008，15(4)：206.
[7]聂亚红，孙迎娟，阎丽平，等.鼻咽癌病人放疗前后VCA-IgA抗体及EB病毒DNA水平变化[J].齐鲁医学杂志，2012，27(4)：283-285.
[8]曹素梅，闵庆华，高劲松，等.血浆EB病毒游离DNA检测对鼻咽癌患者预后的意义[J].癌症，2003，22(3)：302-306. 编辑/罗茗柯, 百拇医药(孙琦 邓展锋 史顺畅 孙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