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上北大
保送,将我从“黑色七月”中救赎出来,还赋予了我一项特权:选择学校及专业。
那天,我一走进学校办公室,就看见桌上摆着五颜六色的资料。老师笑着用手指了指:“北大所有的文科系,怎么样,挑哪个?”
“北大?”我摇摇头,“我不上北大。”
老师的笑容像是突然凝固了,她满脸疑惑:“不上北大你上哪儿?”在人们心目中,只有北大和清华才是胜利者的归属,光荣而神圣。
拒绝北大,我的理由很简单。我毕业那年是1991年,那年北大和复旦的新生必须在正规军校里军训整整一年。我怕苦、怕累,更怕浪费时间,无论怎么训练,我知道自己绝无可能脱胎换骨。
于是,我问老师:“除了北大,还有哪个学校哪个专业考分高?”
“你什么意思啊?”老师更加不解。
“我要选考分最高的专业。”这么简单的道理,老师为什么不懂啊?
“考分最高的?”老师想了想,给了我答案,“人大国际金融?”
“好,就是它了。”
也许是我的回答太过果断,老师又犹豫了一下,问:“你肯定吗?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和父母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了,我说了算!”
短短的10分钟,我斩钉截铁地为自己选择了前途。其实,爸妈的意见并不是我听不进去,而是对于专业和分数,他们远没有其他父母那么在意。
记得小学五年级,因为换了语文老师,几乎“专写”范文的我作文成绩突然变得时而得优,时而得良。我年纪虽小,却不那么迷信权威,心里总想:也许不是我的问题,根本就是老师的问题呢?
我爸妈都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又在大学里教文学,因而成了我的首选裁判。他们把我的几篇文章翻过来,覆过去,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到小学生的作文标准到底是什么。于是,我爸身体力行,亲自操刀,模仿着孩子的语气替我写了篇作文交上去。没想到,这篇作文竟然得到了我有史以来最差的成绩:中。
而且,过去的作文即使是“良”,很多精彩的句子下面还会有老师用红钢笔划出的波浪曲线,以示赞许。但是,我爸这篇“习作”发回来时,却是光秃秃的白纸黑字,外加4句红色批语:“中心思想不清晰,立意没有拔高,前后缺少呼应,语言呆板不生动。”
对这唯一的一个“中”和4句全面否定的评语,爸妈和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专门从事文学评论的大学教授,怎么写出的文章竟然过不了小学老师这一关?
从那以后,对分数、对成绩,爸妈有了全新的看法。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福分。它让我可以自由地读书,自由地选择。
18岁的我,以为金融就是和银行有关,银行就是和取钱、存钱有关。至于国际金融,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想知道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因为我的标准简单而“专横”:考分最高的专业一定是最好的,既然我的分数不比别人低,别人能学的,我也要学!
凭借这样好胜而又从众的心理,我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金融的大门。在日后的很多年里,金融不仅成为了我的职业,而且几乎成为了我生活的全部。
2005年,我终于又回到北京工作,上班的凤凰会馆就在人大附中旁边。
14年过去了,我竟然又回到同样的地方。
在会馆附近的小路上,我时常会看到穿着校服、一脸天真烂漫的学弟、学妹们。站在办公室里,我也常会透过玻璃窗,凝望人大附中的操场、花园、教学楼。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十七八岁的自己,和同学们在校园里嘻嘻哈哈:
“昨天看见咱们校队踢球了吗?蓝天射门的时候,太帅了!”
“知道吗?小威那家伙,保送清华了!”
“齐秦那盘《大约在冬季》听完了吗?听完借我翻一盘。”……
如果可能,我愿意自己永远17岁。■ (曾子墨)
那天,我一走进学校办公室,就看见桌上摆着五颜六色的资料。老师笑着用手指了指:“北大所有的文科系,怎么样,挑哪个?”
“北大?”我摇摇头,“我不上北大。”
老师的笑容像是突然凝固了,她满脸疑惑:“不上北大你上哪儿?”在人们心目中,只有北大和清华才是胜利者的归属,光荣而神圣。
拒绝北大,我的理由很简单。我毕业那年是1991年,那年北大和复旦的新生必须在正规军校里军训整整一年。我怕苦、怕累,更怕浪费时间,无论怎么训练,我知道自己绝无可能脱胎换骨。
于是,我问老师:“除了北大,还有哪个学校哪个专业考分高?”
“你什么意思啊?”老师更加不解。
“我要选考分最高的专业。”这么简单的道理,老师为什么不懂啊?
“考分最高的?”老师想了想,给了我答案,“人大国际金融?”
“好,就是它了。”
也许是我的回答太过果断,老师又犹豫了一下,问:“你肯定吗?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和父母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了,我说了算!”
短短的10分钟,我斩钉截铁地为自己选择了前途。其实,爸妈的意见并不是我听不进去,而是对于专业和分数,他们远没有其他父母那么在意。
记得小学五年级,因为换了语文老师,几乎“专写”范文的我作文成绩突然变得时而得优,时而得良。我年纪虽小,却不那么迷信权威,心里总想:也许不是我的问题,根本就是老师的问题呢?
我爸妈都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又在大学里教文学,因而成了我的首选裁判。他们把我的几篇文章翻过来,覆过去,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到小学生的作文标准到底是什么。于是,我爸身体力行,亲自操刀,模仿着孩子的语气替我写了篇作文交上去。没想到,这篇作文竟然得到了我有史以来最差的成绩:中。
而且,过去的作文即使是“良”,很多精彩的句子下面还会有老师用红钢笔划出的波浪曲线,以示赞许。但是,我爸这篇“习作”发回来时,却是光秃秃的白纸黑字,外加4句红色批语:“中心思想不清晰,立意没有拔高,前后缺少呼应,语言呆板不生动。”
对这唯一的一个“中”和4句全面否定的评语,爸妈和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专门从事文学评论的大学教授,怎么写出的文章竟然过不了小学老师这一关?
从那以后,对分数、对成绩,爸妈有了全新的看法。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福分。它让我可以自由地读书,自由地选择。
18岁的我,以为金融就是和银行有关,银行就是和取钱、存钱有关。至于国际金融,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想知道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因为我的标准简单而“专横”:考分最高的专业一定是最好的,既然我的分数不比别人低,别人能学的,我也要学!
凭借这样好胜而又从众的心理,我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金融的大门。在日后的很多年里,金融不仅成为了我的职业,而且几乎成为了我生活的全部。
2005年,我终于又回到北京工作,上班的凤凰会馆就在人大附中旁边。
14年过去了,我竟然又回到同样的地方。
在会馆附近的小路上,我时常会看到穿着校服、一脸天真烂漫的学弟、学妹们。站在办公室里,我也常会透过玻璃窗,凝望人大附中的操场、花园、教学楼。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十七八岁的自己,和同学们在校园里嘻嘻哈哈:
“昨天看见咱们校队踢球了吗?蓝天射门的时候,太帅了!”
“知道吗?小威那家伙,保送清华了!”
“齐秦那盘《大约在冬季》听完了吗?听完借我翻一盘。”……
如果可能,我愿意自己永远17岁。■ (曾子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