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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和真不爱
http://www.100md.com 2016年6月1日 《知识窗》2016年第6期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变得越来越重要,那就是“态度”。凡认真思考过的,都值得尊重;凡刻意拒绝的,都不必说服。

    一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专栏,题目叫《一个春天早晨的敲门声》。

    1908年,正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的沃尔特·李普曼已经是《新共和》刊物的撰稿人,一个春天的早晨,他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发现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

    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这样的幻想里,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走得更远,希望更多的人喜欢我的作品,希望在某个春天的早晨也能听到敲门声。

    年复一年的写作,把一个好端端的少年逼成了“著名财经作家”。到今天,我写出的书从地板上往上垒,已经超过膝盖了。照这个速度,也许有一天,真的能“著作等身”。

    也是到今天,我才渐渐意识到,文字也许是写给所有人看的,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人不喜欢你的文字,不喜欢你的态度、立场和价值观。

    像枚硬币有两面,一面叫“真爱”,另一面叫“真不爱”。

    二

    海明威在巴黎街头匆匆而行,南美青年博尔赫斯隔着马路,冲他大声喊“大师”。这个细节,被成名后的博尔赫斯津津乐道了无数次。而在夏志清的文学史讲义中,海明威是一个被高估的作家,他的小说世界“只有男人,没有女人”,文字“一清如水,多读没有余味”。

    博尔赫斯是“真爱”,夏志清是“真不爱”。

    25岁时,尼采痴迷上了56岁的瓦格纳,认为他的音乐代表了“人类美学的高度”,可是在7年后,随着瓦格纳改变音乐风格,尼采与之决裂,称“他是一个狡猾的人,听他的音乐使人致疯”。

    25岁的尼采是“真爱”,7年后的他是“真不爱”。

    而后世对尼采本人的评价,也鲜明地摇摆于天才和疯子之间,有无数的“真爱”和几乎同样数量的“真不爱”。

    那天,我压低帽檐走进影院,去看《小时代》。坐在漆黑的空间里,一次次地想站起来走人,然而在四周,却时不时地响起清脆而会心的笑声。在这个影厅里,你分明可以猜测出,哪些角落坐着的是像我这样的误入者,而在哪几个角落里坐着“小四粉”。那些“梗”是郭同学专门埋给“自己人”的。

    很多批评和嘲讽小四的人,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作品,而我不同。我看过两部《小时代》,还翻阅了《悲伤逆流成河》,我以后大概再也不会读他的作品了。对于小四的文字和审美,我是“真不爱”。

    三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那就是“态度”。

    “态度”是一种价值判断和身份认同。有态度的人,清醒地知道自己认可什么,反对什么,愿意与怎样的人在一起,以及不愿意与怎样的人在一起。

    任何一种“态度”,都有因果和取舍。明确的“态度”,让一个人变得成熟而清晰,从而在芸芸众生中,分隔出不同的社群。

    社群之内,因趣味和价值观相似而其乐融融,沟通成本趋近于零。

    社群之外,人人形同陌路,事事争吵不休,口水无数,终无定论。

    没有一个社群的人比另一个社群的人更傻或更聪明,更高尚或更卑鄙。态度也是一样——凡认真思考过的,都值得尊重;凡刻意拒绝的,都不必说服。 (吴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