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十、三十、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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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时，我读大学三年级。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那时的状态，就是“疲于奔命”。三年级阶段阿拉伯语的学习越来越辛苦，语法的难度升级，要背的词汇和课文增多。
除了学习之外，我还担任学生会的工作，兼任文艺部和宣传部的“要职”。此外，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也有了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在央视主持节目。因为节目组的信任，每期节目的台本也交给我来写。
那时，我经常很晚才回到学校，同学们已经下了晚自习，甚至都已经睡了，而我只能先在学生会办公室里将自己学生干部的事情做完后，再回到宿舍开始背第二天上课要准备的内容。
我们那个年代，学校是限制用电的，每晚要按时熄灯，所以回到宿舍后，我只能把椅子搬到水房里学习。水房的灯是声控灯，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得咳嗽一声，或者轻轻地跺一下地面，让灭了的灯再亮起来。多年后回想起校园的学习生涯，这是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场景。
那个时候的我还是要得太多了，什么都想做好，将自己置身在一个比较慌乱的状态里。这样的慌乱可能是青春期的一种普遍状态，因为不确定自己到底要去哪里，很多事情都处在一个努力尝试、努力做好的阶段。当然，这样的慌乱阶段并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也许是一定要自己经历了之后才知道到底收获了什么，才知道要如何选择。
在父母和周围人的各种关爱下，在匆忙和波折中，迎来了属于我的毕业季。宿舍里，大家都忙着收拾东西，然后扛着大包小包离去。我因为是从学生宿舍楼搬到教师宿舍楼，所以和其他同学不一样，我的离开像蚂蚁搬家一样，每次带一点东西，离开那个待了四年的宿舍。
那时，我们还在宿舍里做了一个挂历，在毕业前的一个月贴在门背后，宿舍里的成员每天轮流在上面写一段话。我们宿舍里的六个人，在那个挂历上记录下了最后一个月的心情。比如：“今天最后一天考口语，我好紧张。”“苗，今晚一起睡。”……可惜的是，后来这个挂历下落不明了，肯定没丢，就是想不起来谁最后收的，收到哪里去了。
也许青春就是这个样子，记住一些，忘掉一些，保留一些，丢掉一些，但所有最珍贵的，一直都会在心里。就像那个挂历，不知道在哪个角落，但毕业那年的心情，却一直被放在心里随时够得到的地方。
三十岁时，毕业已经很多年，我还保留着之前留下来的一个习惯——不爱讲心事。这可能跟大学的生活有关。虽然我和同学的关系很好，但是回想起来，我和他们实际交流相处的机会还是很少。我会参与宿舍的卧谈会，也偶尔会讲一部分自己的事情，但我在央视做少儿节目的状态，他们几乎是不了解的;在央视做节目时，节目组的同事对我也很关心照顾，但他们不会了解我在学校的部分;而和最亲近的父母，我也不会特别提起心事，通常在妈妈问起我好不好的时候说一句“我很好”。
一直以来，确实一切都好。在被分割成各种不同部分的大学生活里，学校里是一个何炅，电视台里是一个何炅，父母面前又是一个何炅。我在尽力做好每一个我的同时，的确不知道可以跟谁来彻底分享我的内心。我那时固执地认为心事在讲出来的时候就变了样子，被别人听去只会无端地加上他们的理解和观念，所谓“人和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后来听到这句歌词，觉得简直就是自己当时的观点写照。
四十岁时，我发现我拥有了一种能力——自我排毒。它让我不别扭、不纠结，也不会为难自己和身边的所有人。在很多事情上，我都试着很快地圆过去，不想麻烦别人来搭救我，因为很忙乱，也没有时间等别人来开解我，所以我就靠自己圆，或者用这件事的成绩圆那件事的压力。
不过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奇妙。正如我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从“正青春”的梦想热血到领悟出“来得及”的乐观哲学，理解其实在深化。而关乎讲心事的观念也随着内心的成长在转化。
现在的我，发现自己之前担心的不过是一种误解，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慢慢领悟了，说心事是一种交流、表达和抒发。心事不是说给别人听，是当着别人的面，说给自己听的。
人是无时无刻不在成长的，我们也许会告别年少青葱，但不等于告别了成长。人一辈子都要保持一个学习的状态，每一个小小的领悟，每一次愿望的达成，都是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的成长过程。而每一次的成长，都是人生中一个最美好的毕业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