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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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认为，修复文物是一件近乎复制古人创作的过程。这样说没有错，至少在故宫的中生代匠人中还残留着这种痕迹。而生于1978年的屈峰就不那么“规矩”了：“我不愿闷下头来一辈子做匠人!较之匠人，我更愿做一名学者。因为匠人的工作更接近复制古人的创作，缺乏自我表达的空间。 ”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硕士毕业的屈峰被招聘进故宫。进故宫修复的第一件文物，是给一个玉山子底座补配一只缺失的底足。不一会儿工夫，他就做完了，师傅的评价却是：“你做得太快了。”最不适应的是，他着迷于想象力和创造性，修复文物却必须严格按照规律来，有时这近乎是一种限制。木器组修复的大多是实用性家具，有些审美价值不高。一件丑陋的家具，还得按照它原本丑陋的方式修复，如果修改了，就不是文物了。尽管有那种“改”的冲动，他也只好在内心说服自己：丑陋也是一种存在!我们做的工作是修复，而不是创造。修复，就得尊重前人的创造。
2016年4月，屈峰作为科长面试新一拨年轻人，给毕业生的提醒就是：“你们知道这个工作的性质吗？想过自己的性格合适吗？”一位年轻人说：“一想到每天都能接触文物，就心潮澎湃!”屈峰说：“这个地方可不能心潮澎湃，一心潮澎湃就麻烦了，而是要冷静。”
屈峰从骨子里认同，文物修复的理念还得有“创造”的因子：不希望修复文物只按照传统套路——体现人的价值。复活的意义，是要了解当时的时代审美是什么。格物格物，物是人创造的。传承文化，要传承这个。
因此，每进来一件文物，动手之前，屈峰都要和同组人先激烈辩论，这件文物要保留的到底是什么，再制订修复方案。如某件文物破了个口，影响它最重要的审美价值，是补还是不补？他以日本修寺院为例，日本每隔三年就把这些寺院全拆了，重建一个，它的修建观念是另一种认识观——保留的是技术。
在屈峰看来，故宫的慢和外面的快，匠人工作的守和艺术创造的破，并不对立。真正的大师一定要接受所有，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镶嵌组的罗涵，本科就读于中国地质大学珠宝鉴定专业，后在中山大学读研。她进故宫工作的愿望是从事古董珠宝研究和评估，这样的选择多少让身边人难以理解，同学们叹息如果她去珠宝行可以赚更多，父母希望她在离老家福建更近的广东工作。
月薪几千，罗涵没法在衣服上花费太多。应邀参加同学会，她翻了一整晚衣柜，精疲力尽，一无所获。这样的时刻，罗涵也会羡慕那些从事珠宝商贸工作、年薪数十万的大学同学。在故宫文保科技部工作，年轻人穿得最多的就是一件靛蓝色的大褂工服，或者是系一条右侧印有红色字体“故宫博物院”的黑色围裙。
2013年联合国总部装修，罗涵参与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赠送给联合国的象牙雕作品《成昆铁路》的搬运项目中。《成昆铁路》由八根象牙组合而成，雕刻非常精细，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问题。罗涵负责材料的加固工作，这份重任是一般人“扛”不住的。
相比不“扛”，罗涵更愿意去“扛”事。“追寻心里最想要的，才是事。”这是罗涵近年来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故宫里外的世界截然不同，外面在变，故宫文物科技部固守的是不变，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我没有迷失——现在我能跟那些浮动的欲望保持距离。”
2016年3月18日，两岸三院同人书画交流展开幕，墙上挂着一幅临摹师陈露画的纸本设色画《蝴蝶》。罗涵在朋友圈贴了这张图，并写道：“跟文物在一起，生命被延长了。”
《我在故宫修文物》作为故宫90周年献礼的纪录片，在豆瓣获得了9.5分的好评，甚至超过《琅琊榜》，并正式登陆天猫魔盒。一部记录故宫文物修复工作日常的纪录片却意外地在“90后”中走红，1989年出生的制片人程博闻一语道破天机：“大国工匠需要的就是这种‘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吃大苦，甘寂寞，耐长期，还要敢于破与立’的精神!这些，在这批年轻的故宫文物修复者身上都体现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纪录片能在‘90后’中走红的真正原因!” (柯玉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