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酷的生活在严正以待
八月过去了，在某一瞬间我忽然觉得，没有了开学季的九月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仪式感。这种仪式感是你被依靠的校园抛开之后，开始进入冷酷的丛林和险滩。不管是否做足准备，丛林的荆棘和险滩的峭壁都在那里严阵以待。
八月底，有不少同学跟我谈起工作的近况，微信上长时间的控诉和自白，焦虑得几乎失去自信。从事媒体行业的同学开始认真思考对“新闻”的热爱；从事互联网工作的同学开始抉择自己是否需要为适应粉丝和二次元做些改变，他们常常提起浴室掉的头发越来越多，黑眼圈和身体负荷也越来越重。毕业前那些你走路带风的日子，化成了无边无际的挣扎，每个人在毕业后似乎都一入深海、屏气凝神，期待着来一次酣畅淋漓的爆发，但期待的爆发可能遥遥无期。
前几天在北京，我和启月等几位老友见上了。我们在热闹的三里屯吃吃喝喝，走马换场直到凌晨4点，虽然有些眩晕，但依然意犹未尽。我知道大家不一定是多么重视这次相聚，只是对明天依然严正以待的工作，还未做好准备。
有人明天一早要去公安局采访，有人早起要出差赶高铁，也有人忙着完成约稿。谈起手头的工作兴致索然，望着已经喝完的咖啡饮料出神。很多时候，愿望和理想越扩张、越刻苦，焦虑越泛滥。
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一段艰苦找工作的日子，今天做出的决定，多半是当初找工作时的一种妥协或者冒险。《南方周刊》来我们学校招聘的时候，我们都心心念着要报名，但最后真正去的没有几个。之后，我们必然少不了在剩下的选项里一番挣扎，比如说那些同样冠以理想之名的新媒体和以梦想相邀的互联网公司。这些名目繁多的公司让自己最初的愿望几近模糊，并在最后的选择里编织了一个新的愿望。这个愿望在工作的第80天里有些微微颤动，新一轮挣扎开始，温顺的人开始妥协，桀骜不驯的人想必又将经历一场狂风暴雨。
在毕业之际，我收到过一些在别人看来还不错的面试通知，老师后来在向别人介绍我的时候都说：“他就是那个收到十几个面试通知，但最终去了某媒体的毕业生。”其实，我内心十分惭愧，自认为半路出家做新闻记者之后，没有一篇自己十分认可的代表作。
我和启月谈到在《南方周刊》实习的日子，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大都在搜集资料中度过，配合着稿子，经常兴奋地编一大段话，第一时间转发朋友圈。按照5年前的做法，我们可能会成为老实习生，等到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再离开。但是，在今天这个风雨飘摇的环境里，我们还是选择在毕业季一头扎进求职大潮。
又想起了读研那年的夏天，我组织的一个小调研队在广州的小区里奔走，夏日炎炎，访谈遥遥无期，中山大学的几位社会学专业的师妹几乎要放弃。我靠着不知道哪里来的固执和热情，鼓励大家，把这个项目拖到了开学，并在完成最后几万字的调研报道后，拿到了还算满意的结果。
如今，我才明白，将工作和意志结合在一起是略微有些奢侈的事情。我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志坚持在夏天正午的广州做访谈，但很难在繁华街区的写字楼里，写出一篇自己并不是很感兴趣的报道。很多时候，在志趣面前，坚持变得十分容易，而妥协，才是最难办到的事。因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出差，在很多个赶高铁和航班的场景里，我忽然觉得在匆忙的旅途中追求的东西若隐若现。
我的微信里，有一群借着某种气味相投的理由而聚在一起的人。大多数人从事着媒体工作，并且有很多人刚刚踏入这个旷野。半年之前，不少人依然有着某种程度的偏执，而近段时间，大家都被工作带来的某种焦虑而笼罩。为了抵抗这种深潜海底的焦虑，我们又一起建立了写字组，分享那些可用第一人称道出的思考或者故事，也许公开说来有些赧然，但写作，终归能让人成长。
《时尚先生》有一期的封面是乔纳森·弗兰岑，他曾说过：“写作不是为了让你来学习，而是为了通过写作来理解生活。真实的人在自己的人生中挣扎，写作就是从这种挣扎中过来的。” (克里斯唐)
八月底，有不少同学跟我谈起工作的近况，微信上长时间的控诉和自白，焦虑得几乎失去自信。从事媒体行业的同学开始认真思考对“新闻”的热爱；从事互联网工作的同学开始抉择自己是否需要为适应粉丝和二次元做些改变，他们常常提起浴室掉的头发越来越多，黑眼圈和身体负荷也越来越重。毕业前那些你走路带风的日子，化成了无边无际的挣扎，每个人在毕业后似乎都一入深海、屏气凝神，期待着来一次酣畅淋漓的爆发，但期待的爆发可能遥遥无期。
前几天在北京，我和启月等几位老友见上了。我们在热闹的三里屯吃吃喝喝，走马换场直到凌晨4点，虽然有些眩晕，但依然意犹未尽。我知道大家不一定是多么重视这次相聚，只是对明天依然严正以待的工作，还未做好准备。
有人明天一早要去公安局采访，有人早起要出差赶高铁，也有人忙着完成约稿。谈起手头的工作兴致索然，望着已经喝完的咖啡饮料出神。很多时候，愿望和理想越扩张、越刻苦，焦虑越泛滥。
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一段艰苦找工作的日子，今天做出的决定，多半是当初找工作时的一种妥协或者冒险。《南方周刊》来我们学校招聘的时候，我们都心心念着要报名，但最后真正去的没有几个。之后，我们必然少不了在剩下的选项里一番挣扎，比如说那些同样冠以理想之名的新媒体和以梦想相邀的互联网公司。这些名目繁多的公司让自己最初的愿望几近模糊，并在最后的选择里编织了一个新的愿望。这个愿望在工作的第80天里有些微微颤动，新一轮挣扎开始，温顺的人开始妥协，桀骜不驯的人想必又将经历一场狂风暴雨。
在毕业之际，我收到过一些在别人看来还不错的面试通知，老师后来在向别人介绍我的时候都说：“他就是那个收到十几个面试通知，但最终去了某媒体的毕业生。”其实，我内心十分惭愧，自认为半路出家做新闻记者之后，没有一篇自己十分认可的代表作。
我和启月谈到在《南方周刊》实习的日子，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大都在搜集资料中度过，配合着稿子，经常兴奋地编一大段话，第一时间转发朋友圈。按照5年前的做法，我们可能会成为老实习生，等到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再离开。但是，在今天这个风雨飘摇的环境里，我们还是选择在毕业季一头扎进求职大潮。
又想起了读研那年的夏天，我组织的一个小调研队在广州的小区里奔走，夏日炎炎，访谈遥遥无期，中山大学的几位社会学专业的师妹几乎要放弃。我靠着不知道哪里来的固执和热情，鼓励大家，把这个项目拖到了开学，并在完成最后几万字的调研报道后，拿到了还算满意的结果。
如今，我才明白，将工作和意志结合在一起是略微有些奢侈的事情。我可以凭着自己的意志坚持在夏天正午的广州做访谈，但很难在繁华街区的写字楼里，写出一篇自己并不是很感兴趣的报道。很多时候，在志趣面前，坚持变得十分容易，而妥协，才是最难办到的事。因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出差，在很多个赶高铁和航班的场景里，我忽然觉得在匆忙的旅途中追求的东西若隐若现。
我的微信里，有一群借着某种气味相投的理由而聚在一起的人。大多数人从事着媒体工作，并且有很多人刚刚踏入这个旷野。半年之前，不少人依然有着某种程度的偏执，而近段时间，大家都被工作带来的某种焦虑而笼罩。为了抵抗这种深潜海底的焦虑，我们又一起建立了写字组，分享那些可用第一人称道出的思考或者故事，也许公开说来有些赧然，但写作，终归能让人成长。
《时尚先生》有一期的封面是乔纳森·弗兰岑，他曾说过：“写作不是为了让你来学习，而是为了通过写作来理解生活。真实的人在自己的人生中挣扎，写作就是从这种挣扎中过来的。” (克里斯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