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其回忆录《西潮》如此记述：“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亲日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对象，群众蜂拥到曹宅，因为传说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学生破门而入，满屋子搜索这三位‘卖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则被群众抓到打伤。学生们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离去前把所有的东西砸得稀烂，并且在屋子里放了一把火。这时武装警察和宪兵已经赶到，把屋子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逮捕了近六十位带往司令部，其余的一千多名学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人自承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要求入狱。结果全体被关到北京大学第三院(法学院)，外面由宪警严密驻守。”

    这还算一种比较价值中立的叙述，大量与此相类似的叙述，尤其是后来历史教科书里对“五四”的宏大叙述，逐渐地建构了一个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完整谱系，而在“五四”运动中发生的具体细节，尤其是当事人中间被暴力一方的记忆，似乎隐没不彰。

    晚年曹汝霖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