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和“与众共生”

    我们都知道社会心理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从众。大家都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大家都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这是示范压力和群体信息压力的结果。在“非典”这样的非常时期，如果不做好社会心理调节，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盲动，从而在“天灾”之外再引发“人祸”。

    良好的社会心理调节例子是1998年韩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表现。那次调节的关键词是“与众共生”，表面上看跟“从众”有一定的相似性。当时韩国遭遇金融危机，全国只有1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外资纷纷撤离，经济一落千丈。一些非政府的机构发起了“募捐爱国金”行为，民众纷纷翻箱倒柜找出自己的私人藏金，包括金项链等首饰，交给国家，各种名人和明星更是身体力行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政府公务员也自愿减薪、不坐公车等。在短短时间内，韩国就募集了250多吨私人黄金，不但对度过难关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让世界为之感动，相当数量外资回流，也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金融危机对韩国的冲击，其严重程度甚于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非典”威胁，但因为韩国一贯注意培养“新韩国人”形象，强调要做“开明的人、智慧的人、劳动的人、与众共生的人”，并在危机时刻将“与众共生”的现代人意识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完成了一次出色的民族精神激发工程。“9·11”后的美国是另外一个例子，当时美国政府用尽了全副力气来善待死者和死者的家属，营造英雄形象，很自然地对国民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的熏陶。

    由此可见，“从众”是被动的刺激反应，“与众共生”则是对困难的主动克服。社会心理调节的关键之处在于将危机化为机遇，将被动的全社会的躲避危机转化为主动的全社会的迎接挑战和创造。只有如此，国家和民族才能在度过危机的同时得到锻炼，才能不白交学费。否则就会沦陷到“刺激—惊慌—反应—遗忘”的曲线上去。2001年，韩国号召人们“购买爱国米”，帮助连年丰收但遭遇价格下跌的农民，得到广泛响应，总统、政府官员、商人甚至小学生都参与到买米行动中，并把买来的米捐赠给敬老院、孤儿院、贫困家体和独居老人，继而引发了全国的食用爱国米行动，食品厂商也大规模生产米制产品，再次显示了韩国人的凝聚力。这说明只有有意识地在危机中创造，才能在危机再次来临时承继以前的经验，否则就只会再落泥沼。

    这次“非典”由于涉及多个国家、地区，因此不但需要社会心理调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