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们家是纽约城里惟一没有汽车的人家。当时，我十多岁，已经懂事了。在我看来，没有汽车，就说明我家的生活处于最贫穷困苦的境地。

    我们每天上街买东西，总是坐一辆简陋的两轮柳条车，拉车的是一匹老谢特兰马，我母亲像《大卫·科波菲尔》里的人物那样，把它叫做巴尔克斯。我们的巴尔克斯是一匹既可笑又难看的小种马。它长着四条罗圈腿，马蹄踏的地上发出呱哒呱哒的声音，仿佛是在说，我们家里穷得叮当响。

    我父亲是个职员，整天在证券交易所那囚笼般的办公室里工作，假如我父亲不把一半工资用于医药费以及救济给比我们还穷的亲戚，那么我们的日子倒还过得去。事实上，我们是很穷的。我们的房子已完全抵押出去。一到冬天，食品商就把我们家作为欠债户记在账册上了。

    我母亲常安慰家里人说：“一个人有骨气，就等于有了一大笔财富。在生活中怀着一线希望，也就等于有了一大笔精神财富。”

    我挖苦地反驳说：“反正你买不起一辆汽车。”而母亲在生活上处处力求简朴，在母亲悉心照料下，家里的生活还是有趣的。母亲知道如何用几码透明印花棉布和一点油漆派正当用场的诀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