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来不去参与论战、对打、对骂的,这让我多年来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也因为这颗平常心,我才敢拍《三枪》这部贺岁片,敢把姿态放得这么低,让许多人大跌眼镜。

    我不是辜负大家的期望,换句话说,我拍另外一部片子一样会被大家讨论,想说的人总是要说话的,这就是多元化的社会,跟十几年前不一样。

    以《红高粱》为例,那时最尖锐的讨论就是我“贩卖中国的落后与愚昧给外国人看”,这样说了我十几年。为那句话,我委屈地说了30遍,在各种场合反复说,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那时年轻,血气方刚,觉得人家是冤枉我。我愤愤不平,是因为我听到外国人不是这样说的。你们谁走到2000个外国人跟前,拿着话筒跟他们对话,会听到他们一个个谈的都是对这部电影的感受。我参加电影节很多次,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各个国家,没有听到一个人这么说,都是咱们自己这样说。我说,你们是替人家瞎操心。

    我记得那时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20年,我们还讨论这个问题吗?”现在的确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对吧?到今天它就是个滞后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