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从农民转为医生是时代的需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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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既是我国乡村医生最畏惧的一年，又是他们最热切期盼的一年。畏惧的是，这一年我国90余万乡村医生的资格证过期，面临非法行医的窘境；期盼的是，手中这张“临时通行证(乡村医生资格证)”可以更换为“正规化行医资格证(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
实际上，近两年来对于这支队伍的发展走向，已然如哥德巴赫猜想般变得深邃迷离。有人认为，乡村医生的身份是农民，不属于国家卫生技术人员，应该将这支队伍剥离出局；也有人认为，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快速结合，别说乡村医生这支队伍，就连农村卫生服务机构都应该取缔；但更多的人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不仅不能舍弃这支队伍，还要为这支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并将他们的身份由“农转公”，即由农民身份转为国家卫生技术人员。
三种观点，结局只有两个，一舍一留。但在采访中，我们不经意地发现，随着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WHO(世界卫生组织)卫生服务可及性目标的提出(指标：居民出门15分钟可以到达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前两种观点已悄然退去，反之“乡村医生由农转公”的观点占据了时代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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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缔村卫生室与中国实际不符
以往在有关研讨乡村医生未来发展的会议上，有些专家曾提出，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和交通的便利，村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可以取缔，仅留县乡两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便可满足农民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但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很多专家改变了看法。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卫生部新农合专家组副组长王禄生说，中国地大物博，>60%的人口为农民，虽然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较快，有效地缩短了城乡距离，但据卫生经济研究所最新调查显示，仅有<15%的农村在乡镇府所在地，由乡镇卫生院取代了村卫生室的作用，其他地区基本上都形成了“一村一室”，甚至“一村多室”的格局，且农民在村卫生室首诊比例高达>60%。从这一角度分析，舍弃村级医疗卫生机构不符合中国实际。
“还有一个硬性指标使得我国不能舍弃村卫生室。WHO要求所有成员国都向卫生服务可及性的目标迈进，可及性的考核指标为居民出门15分钟可以到达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目前，我国城市地区医疗卫生服务建设已经基本达到这个目标，但县级以下地区与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华中科技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教授姚岚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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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农民平均出门2.5 km可以到达农村卫生室；西部地区超过5 km才能达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新疆、青海等地的距离则更远。王禄生表示，在这种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严重医疗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果取缔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农民到达乡镇卫生院的平均时间约为45分钟，这与WHO提出的15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差距很大。
“另外，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行卫生服务均等化。无论是农民的小伤小病，还是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等服务都离不开村卫生室的协作”。河北省邱县新开头村卫生室乡村医生王玉艳说，以前他们在家里开诊时，负责的是农民的基本医疗，自从2003年纳入到乡镇卫生院实行统一管理后，他们的工作职责已从基本医疗扩展到协助乡镇卫生院完成公共卫生服务、预防保健、计划免疫等多项工作。姚岚表示，农民对村卫生室的需求非常大，如果贸然取缔，很多卫生服务无法延伸到基层，更可怕的是公共卫生事件上报工作会更加滞后，进一步威胁农民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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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舞台的仅仅是乡村医生称谓
“既然村卫生室不能缺少，那这级组织就不能缺人。”卫生部妇社司原司长李长明说，近年来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展迅速，再加上农村环境不比城市，医务人员和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大都不愿意深入农村，所以当前农村卫生室的主要力量仍是原有的乡村医生。
王玉艳告诉本刊记者，近年来他所在的卫生室陆续分配来过几名大学生，但都待不了几天就调到乡镇卫生院或者其他医疗机构了，没有一个真正扎根农村，换来换去，每到年末，剩下的仍是他一个人。“因为我的家人在这里，我才愿意把根扎在这里。”王玉艳说。
2010年卫生统计年鉴显示，我国现有乡村医生90余万人，不仅包括工作在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还包括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姚岚表示，乡村医生队伍非常庞大，他们的心已经深深地扎在了农村，且他们对周边农民非常了解，谁叫什么名字，家里几口人等等都了如指掌，短时期内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代替他们的职能。按照农村人口数量划分，当前平均1 000农民就有1名乡村医生，东部配备为1.23，中部1.07，西部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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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农民又那么需要，所以这支队伍不能说没就没了，真正退出历史舞台的应该是乡村医生的称谓，换而言之这支队伍要改变农民身份，走向真正的执业化医师道路。”王禄生指出，从现有乡村医生队伍来看，乡村医生不仅身份复杂，年龄也趋于老化，>50岁的乡村医生占到整个队伍的>25%，<29岁的只有7%。从学历构成上看，本科毕业人数仅有1%，即便是大专学历也仅有9%，>60%都为中专学历，而在这>60%的人群中，真正脱产学习三年的少之甚少，相当一部分都是在职中专，函授中专，还有近30%连高中学历都不具备，仅仅是老子带儿子，师傅带徒弟，所以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医生退出历史舞台就是指这支队伍要更新换代。
农民需求增加乡村医生水平亟待提高
为什么在当时的那个年代要给医生前面加乡村二字，实际上这和他们的身份有很大关联，他们通常一部分时间行医，一部分时间务农。但随着时代发展，乡村医生的工作分布有了很大转变，现阶段的乡村医生几乎不再务农，医疗卫生服务是他们的全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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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前乡村医生从事基本医疗活动的时间占>60%，27%的时间从事预防保健，只有<12%的时间在家务农，而每天出诊时间平均为13.67小时(乡村医生活动情况调查，见图1)。
在浙江省乐清市石帆镇河淇卫生室做了34年乡村医生的李颀拯告诉记者，以前他是一边务农，一边行医，因为那时干农活比行医挣钱，庄稼收入占到家庭总收入的>80%。但近些年，行医的收入占到了他家庭收入的9成，现在连他的女儿也爱上了这一行，跟着他给村民看病，只有妻子偶尔干点庄稼活。
王禄生分析说，从工作时间上来看，乡村医生不再是“兼职”医生，而是一名“全职”医生，可乡村医生的身份仍是农民，并不是独立的执业医师。《执业医师法》规定，在乡村两级医疗机构从事医疗服务的应该为执业助理医师，而执业助理医师为国家卫生技术人才。可乡村医生的身份是农民不是国家技术人员，但他又从事国家技术人员该做的工作，所以说他们的身份和职业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急需转变身份。
据了解，现阶段乡村医生发生医疗事故的惟一处理依据是《乡村医生管理条例》。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法学教研室徐青松认为，这个条例仅仅是一个历史时期的过度产物，经过时代的变迁条例会自然消亡。在建国初期，我们的县乡村都没有医疗机构，11亿人口面临缺医少药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采取了权宜之计，将没有医学背景的人员，经过3～4个月的集中培训，分配到农村行医。在那个时代是没有错的，毕竟不能等到5～8年培养出执业医师后，再分配到农村医疗机构。如今60年过去了，全国各项事业飞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一方面，农民已不再满足于乡村医生给他们看病；另一方面，这支庞大的队伍植根于广阔的农村大地，目前农村还无法从根本上离开他们，所以我们采取的方式绝不是舍弃，而是更新换代。, 百拇医药(胡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