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活力从打破资源垄断着手
如何切实有效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使人人能够享受健康医疗保障,是各国评价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但在我国,由于受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匀等因素的制约,仍然有许多患者由于受当地医疗条件所限,无法得到较好的救治。致便部分患者远走他乡到北京、上海等地求医,最终四面八方汇来的患者也会导致大医院“一号难求”。如何解决就医矛盾,成为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最关心的焦点话题。
推翻资源集中壁垒不是神话
针对这一现象,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毛宗福举例说,武汉市有一个鲜活的例子,众所周知武汉市有很多全国知名的三级医疗机构,且多数专科名列全国前茅,而在离武汉市100多km的地方,有一个辖1市1区4县的咸宁市,人口300余万。过去几乎所有咸宁市患者都不在本市就诊,而是乘坐1~2个小时的火车来武汉市求医。问及原因,他们总是说:咸宁市的医疗机构资源不够优质,没有名专家坐诊,这些医生总是出现医疗差错,患者根本不敢在那里看病。特别是一些急性病患者,因为无法及时送到武汉就诊,病情就被当地的医生给耽搁了。而武汉市也因为外地求诊的患者过多,导致大型医疗机构统统排长队就医,特别是脑外科、心外科的患者要想住院就得等半个月,甚至1个月。
, 百拇医药
“为了缓解武汉市的就诊压力,也为了发展咸宁市的医疗卫生服务,湖北省和咸宁市政府共同出资4个亿改造该市的三甲医院,全面引进武汉同济医院的人才,不仅包括管理团队,还包括专家团队,科室主任、医生、护理团队等,这些团队不像其他省市的对口支援、帮扶工程等,只呆几个月,咸宁市要求院长首任5年,主任至少1年。同时,还出台了很多激励政策,有很多医务人员都非常愿意到咸宁市来工作。此后咸宁市的患者留了下来,不仅减少了患者的死亡率,也有效地缓解了资源过度集中,导致看病难的问题。”毛宗福说。
医疗机构间联姻需政府干预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市人民医院原院长黄峻说,当前有的地区也是按照咸宁市这种做法推进的。例如尝试对口支援、大医院托管等多种形式的资源共享、人才流动政策。但惟独没有机制约束,导致这些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图其虚名。例如,有些医院要求一个科室主任一年要到帮扶医疗机构轮转一次,但具体帮扶多长时间根本不规定,科室主任在三级医疗机构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帮扶机构,为了完成任务早晨去“点个卯”,又赶快回自己医院了,还有一些医院是派人去帮扶医疗机构了,但由于帮扶医疗机构设备有限,反而将帮扶机构仅有的一些患者也转到了自己的医院,帮扶机构一看把我的患者带走了,再也不申请让上级医疗机构派专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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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因为没有约束政策,资源共享、人才流动还属于两家医疗机构的‘自由恋爱’,未组合成固定的对子,这非常不利于医疗资源的辐射,不能从根本上瓦解资源过度集中的壁垒。”毛宗福说,其实,医疗资源长年形成的格局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难以割离,我们完全可以尝试托管、重组等形式,将过于庞大的三级医疗机构资源,通过机制、体制、利益等方式,使得优质资源合理流动,但建立政策和机制的绝不是医疗机构,而应该是政府。政府应出台相关措施,鼓励医疗机构之间上下联动,并给予部分引导资金,使得更多医疗机构能向前走一步。就拿北京来说,如果优质的医疗资源可以向河北流动,通过两家托管、重组适当流动,将能促进缓解河北“看病难、看病贵”,然后河北的资源再向外流动到旁边省市,其他省市的医疗资源匮乏问题又能得到解决,逐级传递,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壁垒就会被逐步瓦解。
谨防三级医疗机构“圈地”行为
“在打破医疗资源集中壁垒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医院的性质,以前医院都是“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如今医院不仅需要自谋发展,医务人员也实行了绩效工资,医院本身需要聚集大量的高精尖人才,所以医疗资源辐射工作才会如此难做。”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清远市人民医院周海波说,4年前,温家宝总理在广东省视察时说:“在我上任这段时间,争取让医改能初步迈出成功的一步,我们都感到无比的欢喜”。“争取迈出一步”这也间接说明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艰难,难在政府没有定好医院的公益性。目前,我国大多数公立医院说是实行“公益性”,实际上采用的还是美国原有的“私有竞争机制”,所以在国家提出医疗资源向下辐射时,大医院是顺应了国家将优质资源下沉的意愿,但实质上很多时间大型医疗机构是在变相“圈地”,并没有帮扶其他医疗机构,而是在自己帮扶的地区再建一个医疗机构,没有使原有医疗资源得到利用,这本身就是一种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
周海波认为,我国实行公立医院改革,不应该是医院自己来探索重组模式,也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结对子的单位,而应该是政府主导,由政府规定哪些医疗机构帮扶哪些医疗机构。同时,三级医疗机构也不能林中称霸王,独占鳌头,应该是呈现多头竞争的局面,起码应该是省市联合体。可以鼓励各省的大型医疗机构,分别组成三级医疗网络集团,从三级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村卫生室全覆盖,不能只发展三级医疗机构,而是从头到尾,齐头并进。, 百拇医药
推翻资源集中壁垒不是神话
针对这一现象,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毛宗福举例说,武汉市有一个鲜活的例子,众所周知武汉市有很多全国知名的三级医疗机构,且多数专科名列全国前茅,而在离武汉市100多km的地方,有一个辖1市1区4县的咸宁市,人口300余万。过去几乎所有咸宁市患者都不在本市就诊,而是乘坐1~2个小时的火车来武汉市求医。问及原因,他们总是说:咸宁市的医疗机构资源不够优质,没有名专家坐诊,这些医生总是出现医疗差错,患者根本不敢在那里看病。特别是一些急性病患者,因为无法及时送到武汉就诊,病情就被当地的医生给耽搁了。而武汉市也因为外地求诊的患者过多,导致大型医疗机构统统排长队就医,特别是脑外科、心外科的患者要想住院就得等半个月,甚至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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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解武汉市的就诊压力,也为了发展咸宁市的医疗卫生服务,湖北省和咸宁市政府共同出资4个亿改造该市的三甲医院,全面引进武汉同济医院的人才,不仅包括管理团队,还包括专家团队,科室主任、医生、护理团队等,这些团队不像其他省市的对口支援、帮扶工程等,只呆几个月,咸宁市要求院长首任5年,主任至少1年。同时,还出台了很多激励政策,有很多医务人员都非常愿意到咸宁市来工作。此后咸宁市的患者留了下来,不仅减少了患者的死亡率,也有效地缓解了资源过度集中,导致看病难的问题。”毛宗福说。
医疗机构间联姻需政府干预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市人民医院原院长黄峻说,当前有的地区也是按照咸宁市这种做法推进的。例如尝试对口支援、大医院托管等多种形式的资源共享、人才流动政策。但惟独没有机制约束,导致这些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图其虚名。例如,有些医院要求一个科室主任一年要到帮扶医疗机构轮转一次,但具体帮扶多长时间根本不规定,科室主任在三级医疗机构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帮扶机构,为了完成任务早晨去“点个卯”,又赶快回自己医院了,还有一些医院是派人去帮扶医疗机构了,但由于帮扶医疗机构设备有限,反而将帮扶机构仅有的一些患者也转到了自己的医院,帮扶机构一看把我的患者带走了,再也不申请让上级医疗机构派专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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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因为没有约束政策,资源共享、人才流动还属于两家医疗机构的‘自由恋爱’,未组合成固定的对子,这非常不利于医疗资源的辐射,不能从根本上瓦解资源过度集中的壁垒。”毛宗福说,其实,医疗资源长年形成的格局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难以割离,我们完全可以尝试托管、重组等形式,将过于庞大的三级医疗机构资源,通过机制、体制、利益等方式,使得优质资源合理流动,但建立政策和机制的绝不是医疗机构,而应该是政府。政府应出台相关措施,鼓励医疗机构之间上下联动,并给予部分引导资金,使得更多医疗机构能向前走一步。就拿北京来说,如果优质的医疗资源可以向河北流动,通过两家托管、重组适当流动,将能促进缓解河北“看病难、看病贵”,然后河北的资源再向外流动到旁边省市,其他省市的医疗资源匮乏问题又能得到解决,逐级传递,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壁垒就会被逐步瓦解。
谨防三级医疗机构“圈地”行为
“在打破医疗资源集中壁垒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医院的性质,以前医院都是“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如今医院不仅需要自谋发展,医务人员也实行了绩效工资,医院本身需要聚集大量的高精尖人才,所以医疗资源辐射工作才会如此难做。”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清远市人民医院周海波说,4年前,温家宝总理在广东省视察时说:“在我上任这段时间,争取让医改能初步迈出成功的一步,我们都感到无比的欢喜”。“争取迈出一步”这也间接说明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艰难,难在政府没有定好医院的公益性。目前,我国大多数公立医院说是实行“公益性”,实际上采用的还是美国原有的“私有竞争机制”,所以在国家提出医疗资源向下辐射时,大医院是顺应了国家将优质资源下沉的意愿,但实质上很多时间大型医疗机构是在变相“圈地”,并没有帮扶其他医疗机构,而是在自己帮扶的地区再建一个医疗机构,没有使原有医疗资源得到利用,这本身就是一种医疗卫生资源的浪费。
周海波认为,我国实行公立医院改革,不应该是医院自己来探索重组模式,也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结对子的单位,而应该是政府主导,由政府规定哪些医疗机构帮扶哪些医疗机构。同时,三级医疗机构也不能林中称霸王,独占鳌头,应该是呈现多头竞争的局面,起码应该是省市联合体。可以鼓励各省的大型医疗机构,分别组成三级医疗网络集团,从三级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村卫生室全覆盖,不能只发展三级医疗机构,而是从头到尾,齐头并进。,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