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难堪之重
近年，官员自杀的新闻频频出现，而且有关方面多给出“抑郁症”的解释。民间有说法云：自杀官员多抑郁，上访群众都神经。
近年来，官员自杀、并被归因为“抑郁症”的案例非常多，记者对此作了不完全统计。
这些自杀的官员年龄大都在四五十岁，按常理正属年富力强的阶段，却纷纷患上抑郁症并最终选择自杀，令人费解，其中一部分死者亲友称，死者生前情绪正常并没有抑郁迹象。
2011年4月，54岁的洛阳公安局纪委书记张广生因长期超负荷工作，压力过大自杀.2010年9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童兆洪在其办公室卫生间自缢身亡。此前的8月27日，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纪委执法监察室副主任戴勇坠楼身亡。两人自杀的原因都被归结为“抑郁症”。
还有一些官员在职期间非正常死亡，但未标明是抑郁症的，如2010年，福建莆田市市长张国胜在办公楼跳楼自杀：2007年，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2000年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一医院坠楼身亡。
连续数起官员因抑郁症而自杀的事件引起社会对这一群体精神状态的关注。
公务员出身的徐培基，是中国公务员心理健康网的创办者。他早在2008年就主导完成了一份《公务员心理健康现状研究》的报告。这份未公开发表过的报告指出：34.5%的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抑郁倾向。其中，重度占3.46%、中度占9.9%、轻度占21.30%。
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杭州市疾控中心主任赵国秋的门诊经验在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官员心理状态的难堪重负。赵国秋的门诊患者中，公务员约占10%，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所占比例较大。“这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很严重。”赵国秋说。
戴勇之死
戴勇身处“夹心层”，既要面对下面实际操作中的种种难题，又要面对上面领导的要求，尽量令领导满意。行走在官场，他只能谨小慎微，事事“唯上”。原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纪委执法监察室副主任戴勇是名副科级干部。他所在的执法监察室主要负责行政执法的监督。
2010年8月27日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这天早晨，他如常去上班，参加了一位同事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到了午饭时间，戴勇没有回家吃饭，也没有接听家人的电话。
妻子陈建月与其子、妻弟以及两位同事起寻找他的下落，最后，借助公安局的侦测技术确定了戴勇手机的大致位置——县医院住院部新大楼1 0楼。但当他的儿子及同事赶到时，戴勇已经坠楼身亡了。
戴勇之死并非事先没有征兆。出事的前一天，戴勇对妻子说：“这个坎跨不过去了，自己消失就行了。”妻子问他，科室的人是否知道。戴勇回答“不全知道”。妻子又问“领导是否知道”，他低头含糊其辞。戴勇所说的“坎”，指的是工作中的诸多不如意。“中央台账那一块儿的工作做得不行，涉及到很多人，领导不满意，道路巡视这一块儿也有问题，部门协调工作的领导不满意。”戴勇把领导是否满意看得极重，头衔前的“副”字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调入执法监察室一年零八个月，他一直主持全面工作，但领导始终未能为其在名分上“转正”。
26日这天，戴勇还向妻子提及巡视办一年10万元资金不够用，印刷简报的成本太高，开销大。妻子陈建月当天去找了县纪委副书记李虎，她泣不成声地告诉李虎，戴勇最近压力很大。之后一天半里，李虎没有找戴勇沟通。陈建月四处奔走联络，希望戴勇的领导和同事能找他谈谈。她给一位负责财政的政府办官员的妻子发短信说：“请你家老公今天无论如何找戴勇一次，他的压力太大了。”当天下午，这位官员和戴勇进行了沟通，两家相约起吃了顿晚饭，据陈建云回忆，当晚戴勇心情似乎不错，还哼着小调儿。妻子的努力未能挽回戴勇的生命，他年仅45岁。
射阳县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周滔对记者断言：“戴勇肯定没有经济问题”
农家出身的戴勇，其父母现在仍住在低矮的四间平房中，屋中以碎石铺地，其间长满了绿苔。屋中几无陈设，电器只有戴勇买的一台洗衣机和他弟弟买的一台冰箱。
戴勇的压力在于，身处“夹心层”，既要面对下面实际操作中的种种难题，又要面对上面领导的要求，尽量令领导满意。行走在官场，他只能谨小慎微，事事“唯上”。
官场：难堪之重
《人民论坛》的一项调查显示，80%以上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上海市闵行区总工的调查也得到了相近的结果。
在《人民论坛》的调查中，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有人用“五死”的说法调侃长期生活在“高压”状态下官员群体：没有好胆子得吓死，没有好身板得累死，没有好酒量得喝死，没有好性格得急死，没有好胸怀得气死。
有别于一般社会群体自杀的两大原因——疾病和贫困，真正大到能够逼死官员的压力主要是贪腐和仕途无望。这两点对官员的打击最大。
对于官场频发的种种精神问题，主管当局早已注意到，并采取过相应措施。2005年6月，中组部曾发文《要重视和关心干部的心理健康》。
地方当局也有所行动。浙江省在实施《科学素质纲要》工作中，增加了“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工程”。
在童兆洪自缢之前，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姚志文曾撰文指出对于领导干部应“增压、减压、测压，一个都不能少”，提出了应对官员的心理问题的措施：戴勇所在江苏盐城市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章大李也多次表态，要为领导干部缓解压力。
但对公务员群体进行心理监测和干预依然知易行难，往往流于形式。由于社会上对于精神障碍缺乏了解，存在“污名化”现象，当事人也存在“病耻感”，往往对自己病情秘而不宣，甚至有可能耽搁治疗。
中国公务员心理健康网的创办者徐培基(既是退休的官员也是公务员心理专家)。他把公务员的心理问题更多地作为职场发展的“误区”来处理。这些“误区”较之通常医学上“精神障碍”的范围更广，包括诸如“权势心态”、“做秀”等等。
徐培基还认为可以通过适当的培训，让公务员掌握一定的解决心理问题的技巧。过去六年，他率队做了大量的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测评与咨询辅导，涉及《公务员家庭和谐与事业发展》、《公务员职场心理健康问题与调节》、《公务员婚恋心理》、《公务员快乐艺术》等等。最近的工作之一是对秦皇岛市直机关的200名公务员做了心理健康测评。“看了随机抽出的两份报告，我很紧张。其中一位公务员的心理状况十分糟糕：‘看不到一点希望，甚至想到死。’”他说：“因为是随机抽出的报告，不知具体的当事人。我处理方式也就只能是与他的领导谈，做些提醒，提出建议。”
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杭州市疾控中心主任赵国秋则指出，要把提高公务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等纳入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组织部和人保部等管理公务员的行政职能部门，还没有把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当一回事儿，没有一个运作机制。首先，应该根据国务院的《关于进～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和《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做好规划：其次，是尽快拿出一份全国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的报告：再次，要对即将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进行心理健康评估。“心理不健康就不应该进来做公务员，”赵国秋说，“对于已经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要培养心理素质。对已经出现心理问题的人，要有正规有效的心理救助服务，要建立公务员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在上述《人民论坛》的调查中，对于“如何从体制上给领导干部解压”的不定项选择里，56.94%的受调查者认为“还权于民”可以为官员进行制度性减压；47.64%的受调查者认为需要“破除官本位体制”：40.06%的受调查者认为应“破除‘不跑不动’、逆向淘汰等官场潜规则”；30.93%的受调查者认为应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绩效考核体制、机制”。
(编辑：唐棣), 百拇医药(小唐)
近年来，官员自杀、并被归因为“抑郁症”的案例非常多，记者对此作了不完全统计。
这些自杀的官员年龄大都在四五十岁，按常理正属年富力强的阶段，却纷纷患上抑郁症并最终选择自杀，令人费解，其中一部分死者亲友称，死者生前情绪正常并没有抑郁迹象。
2011年4月，54岁的洛阳公安局纪委书记张广生因长期超负荷工作，压力过大自杀.2010年9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童兆洪在其办公室卫生间自缢身亡。此前的8月27日，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纪委执法监察室副主任戴勇坠楼身亡。两人自杀的原因都被归结为“抑郁症”。
还有一些官员在职期间非正常死亡，但未标明是抑郁症的，如2010年，福建莆田市市长张国胜在办公楼跳楼自杀：2007年，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2000年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一医院坠楼身亡。
连续数起官员因抑郁症而自杀的事件引起社会对这一群体精神状态的关注。
公务员出身的徐培基，是中国公务员心理健康网的创办者。他早在2008年就主导完成了一份《公务员心理健康现状研究》的报告。这份未公开发表过的报告指出：34.5%的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抑郁倾向。其中，重度占3.46%、中度占9.9%、轻度占21.30%。
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杭州市疾控中心主任赵国秋的门诊经验在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官员心理状态的难堪重负。赵国秋的门诊患者中，公务员约占10%，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所占比例较大。“这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很严重。”赵国秋说。
戴勇之死
戴勇身处“夹心层”，既要面对下面实际操作中的种种难题，又要面对上面领导的要求，尽量令领导满意。行走在官场，他只能谨小慎微，事事“唯上”。原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纪委执法监察室副主任戴勇是名副科级干部。他所在的执法监察室主要负责行政执法的监督。
2010年8月27日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这天早晨，他如常去上班，参加了一位同事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到了午饭时间，戴勇没有回家吃饭，也没有接听家人的电话。
妻子陈建月与其子、妻弟以及两位同事起寻找他的下落，最后，借助公安局的侦测技术确定了戴勇手机的大致位置——县医院住院部新大楼1 0楼。但当他的儿子及同事赶到时，戴勇已经坠楼身亡了。
戴勇之死并非事先没有征兆。出事的前一天，戴勇对妻子说：“这个坎跨不过去了，自己消失就行了。”妻子问他，科室的人是否知道。戴勇回答“不全知道”。妻子又问“领导是否知道”，他低头含糊其辞。戴勇所说的“坎”，指的是工作中的诸多不如意。“中央台账那一块儿的工作做得不行，涉及到很多人，领导不满意，道路巡视这一块儿也有问题，部门协调工作的领导不满意。”戴勇把领导是否满意看得极重，头衔前的“副”字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调入执法监察室一年零八个月，他一直主持全面工作，但领导始终未能为其在名分上“转正”。
26日这天，戴勇还向妻子提及巡视办一年10万元资金不够用，印刷简报的成本太高，开销大。妻子陈建月当天去找了县纪委副书记李虎，她泣不成声地告诉李虎，戴勇最近压力很大。之后一天半里，李虎没有找戴勇沟通。陈建月四处奔走联络，希望戴勇的领导和同事能找他谈谈。她给一位负责财政的政府办官员的妻子发短信说：“请你家老公今天无论如何找戴勇一次，他的压力太大了。”当天下午，这位官员和戴勇进行了沟通，两家相约起吃了顿晚饭，据陈建云回忆，当晚戴勇心情似乎不错，还哼着小调儿。妻子的努力未能挽回戴勇的生命，他年仅45岁。
射阳县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周滔对记者断言：“戴勇肯定没有经济问题”
农家出身的戴勇，其父母现在仍住在低矮的四间平房中，屋中以碎石铺地，其间长满了绿苔。屋中几无陈设，电器只有戴勇买的一台洗衣机和他弟弟买的一台冰箱。
戴勇的压力在于，身处“夹心层”，既要面对下面实际操作中的种种难题，又要面对上面领导的要求，尽量令领导满意。行走在官场，他只能谨小慎微，事事“唯上”。
官场：难堪之重
《人民论坛》的一项调查显示，80%以上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上海市闵行区总工的调查也得到了相近的结果。
在《人民论坛》的调查中，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有人用“五死”的说法调侃长期生活在“高压”状态下官员群体：没有好胆子得吓死，没有好身板得累死，没有好酒量得喝死，没有好性格得急死，没有好胸怀得气死。
有别于一般社会群体自杀的两大原因——疾病和贫困，真正大到能够逼死官员的压力主要是贪腐和仕途无望。这两点对官员的打击最大。
对于官场频发的种种精神问题，主管当局早已注意到，并采取过相应措施。2005年6月，中组部曾发文《要重视和关心干部的心理健康》。
地方当局也有所行动。浙江省在实施《科学素质纲要》工作中，增加了“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工程”。
在童兆洪自缢之前，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姚志文曾撰文指出对于领导干部应“增压、减压、测压，一个都不能少”，提出了应对官员的心理问题的措施：戴勇所在江苏盐城市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章大李也多次表态，要为领导干部缓解压力。
但对公务员群体进行心理监测和干预依然知易行难，往往流于形式。由于社会上对于精神障碍缺乏了解，存在“污名化”现象，当事人也存在“病耻感”，往往对自己病情秘而不宣，甚至有可能耽搁治疗。
中国公务员心理健康网的创办者徐培基(既是退休的官员也是公务员心理专家)。他把公务员的心理问题更多地作为职场发展的“误区”来处理。这些“误区”较之通常医学上“精神障碍”的范围更广，包括诸如“权势心态”、“做秀”等等。
徐培基还认为可以通过适当的培训，让公务员掌握一定的解决心理问题的技巧。过去六年，他率队做了大量的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测评与咨询辅导，涉及《公务员家庭和谐与事业发展》、《公务员职场心理健康问题与调节》、《公务员婚恋心理》、《公务员快乐艺术》等等。最近的工作之一是对秦皇岛市直机关的200名公务员做了心理健康测评。“看了随机抽出的两份报告，我很紧张。其中一位公务员的心理状况十分糟糕：‘看不到一点希望，甚至想到死。’”他说：“因为是随机抽出的报告，不知具体的当事人。我处理方式也就只能是与他的领导谈，做些提醒，提出建议。”
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杭州市疾控中心主任赵国秋则指出，要把提高公务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等纳入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组织部和人保部等管理公务员的行政职能部门，还没有把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当一回事儿，没有一个运作机制。首先，应该根据国务院的《关于进～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和《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做好规划：其次，是尽快拿出一份全国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的报告：再次，要对即将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进行心理健康评估。“心理不健康就不应该进来做公务员，”赵国秋说，“对于已经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要培养心理素质。对已经出现心理问题的人，要有正规有效的心理救助服务，要建立公务员心理危机干预机制。”
在上述《人民论坛》的调查中，对于“如何从体制上给领导干部解压”的不定项选择里，56.94%的受调查者认为“还权于民”可以为官员进行制度性减压；47.64%的受调查者认为需要“破除官本位体制”：40.06%的受调查者认为应“破除‘不跑不动’、逆向淘汰等官场潜规则”；30.93%的受调查者认为应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绩效考核体制、机制”。
(编辑：唐棣), 百拇医药(小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