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选刊》2007年4月[上]“集体病”两现。一是郭松民先生在《生活方式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中谈及的，时下中国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四十岁前拿命博钱”，以求走出困境的“集体囚徒”病，一是洪巧俊先生在《新农村建设与农民失语》中谈到的，在新农村建设中，作为主角的农民，却在关于自己和家乡的事业中，“集体失语”病。两位先生针及腠理，未及骨髓。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一再提醒“多数的暴政”是貌似合理合法却很可怕的压制少数的民主。然而，这两种“集体病”却相反，是少数暴力的映显。“集体囚徒”病因是环境体制因素，可是，环境体制却多为人主导，而这主导者，绝非不握权柄处于边缘状态的大多数。“集体失语”病，大概就是“沉默的大多数”的新病种。

    当然了，“囚徒”“失语”时间长了，便神经麻木以至无意识，甚或习惯而为常态，那可就成了鲁迅当年在《忽然想到》中说的“愚民的专制”了，不给前驱先行者、特立独行者、出类拔萃者叫好助威鼓掌呼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