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医保”如何“保”？(2)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贝汉卫，在中国政府宣布“医改基本不成功”之后不久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指出：“尽管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如果简单地将市场化的经验引入到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中就会出现很多失误，甚至是失败。我对中国的医疗体制很感兴趣，并对70年代中国的卫生体制充满了钦佩。首先，那一时期医疗卫生服务的覆盖面很广，所有中国人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其次，当时的医疗收费不高，体现了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原则。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存在着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较低的问题。”
显然，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已证明，“广覆盖、低水平”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是可行的。目前经济实力今非昔比，建立这种保险制度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也已经具备，中国社会与政府完全有经济能力建立“广覆盖、低水平”的全民性医疗保险制度，关键是政府的投入和人们的观念要到位，要设立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照顾制度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试想，如果政府不是公务用车投入大于医疗投入+教育投入之和，如果社会和谐公平得不至于使各种“福利腐败”愈演愈烈，如果医护人员的医德医风不会严重滑坡，中国的医改就既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又有了稳固的精神根基，那么成功的希望能不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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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确保《意见》所描绘的全民医保蓝图不会落空，为使新一轮的医改不会在《意见》划定的时间表中搁浅，我们在举首翘盼与回顾历史之同时，不妨放眼全球，并有选择地看看人家国外的全民医保是如何实施的。
先看一组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2002年部分国家医疗支出资金来源统计表明，中国政府的公共投入为16%，而私有化程度很高的美国达44%，澳大利亚为66%，德国为82%，日本为85%，丹麦则高达87%。而从纵向比较，1980年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占40%。这一数字的下滑程度显然是惊人的。看到这组数字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公平性排名中，中国为何排在第188位，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保健制度状况报告》，我国的医保制度可谓赫赫落后。这么说吧，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新加坡位居第6，日本排名第10，它们是进入全球前50名的仅有的两个亚洲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没法比，即使中东、非洲许多发展中国家诸如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和拉美的哥伦比亚，也比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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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已经很少的投入，花得也不是地方。原因之一，政府投入的2/3花在了只占全部人口1/3的城镇人群身上，而大部分农村人口享受不到这部分投入。原因之二，政府投入的68%花在专科医院的临床治疗方面，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预防性等不适宜市场化的机构和部门。卫生部前不久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经济原因，全国约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应住院而不住院。发改委官员也同时坦承，百姓个人负担医药费用比例过大，全国40%的城镇居民、72%的农村居民看病需要自掏腰包，而个人医疗支出比重还在不断加大。
且看以下西方各国是如何实施全民医保的。
1、美国:民间私保为主，政府特补为辅
有位叫李书隽的教授给某媒体的记者讲了个故事：美国一位30多岁的冠心病患者，有一天突然发病倒在路旁，被急救车送往附近医院。经检查发现，他心肌严重坏死，重度心衰，已经没有办法再施实治疗。医院当即为他实施了心脏置换手术。心脏置换术价格昂贵，患者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出院的时候到了，患者仍欠着医院20万左右美金。医院一查他的情况，发现他没上医疗保险，但有“穷人证明”，医院向政府报了账后，政府立刻支付了医疗费用，于是患者轻松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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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老弱病残或是穷人，不论患了何种病，只要还有办法实施治疗，不论采取何种医疗手段，医院都会去做，然后帮你去找钱报销。”李书隽说，“但这是美国国情决定的，我国无法相比：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中用于投入医疗的比例高达14%以上，我国的GDP总值远远比不上美国，投入医疗卫生事业的比例也只有不到5%，而我国人口总数又是美国的4倍多!”
美国医疗服务体制的市场化有其自身的优势。它能够通过供需双方的博弈，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不同消费需求；它是在强有力的管制条件下进行的，医疗质量安全方面有较好的保证。
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在科技和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势地位，成为各国纷纷效仿的榜样，然而其医疗保险制度，却不被许多研究者看好。中国市场化取向的医疗改革带来“看病难、看病贵”现象，被某些学者诊断为患有“美国病”。
美国的医疗保障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它是以民间的私营医疗保险为主，政府辅以对特殊群体的社会医疗保险与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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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国：渗透“福利国家”理念。英国的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呈金宇塔型，底部是初级保健——全科医疗，塔尖是三级医疗专家服务，患者从塔底部向塔尖，然后再从塔尖向底部方向流动。
英国的医疗体制被称为国家卫生服务体制(National Health System，简称NHS)，是典型的全民福利型医疗体制模式，“福利国家”理念渗透其中。这种体制主要由政府提供医疗保健，公立医疗系统提供的服务覆盖99%的英国人。私营医疗作为NHS的补充，服务对象是收入高、要求高的人群。
NHS分三级管理体系：社区医疗服务保健体系，按城市行政区划设立的医院，及政府在某些城市中兴办一定规模的专科医院。医疗管理网络中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拨款(约为85%)，另外部分来自医院特需服务，以及病人就诊时的处方费收入。
NHS有许多优点，比如它能合理利用卫生资源。英国的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呈金字塔型，底部是初级保健——全科医疗，塔尖是三级医疗专家服务，患者从塔底部向塔尖，然后再从塔尖向底部方向流动。这个网络赋予全科医师守门人的角色，使得大部分健康问题在这个层面得以识别、分流，并通过健康教育等预防手段得以控制，充分合理利用医疗资源。而且，它覆盖面广和基本免费的特性，保障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公平性。NHS还降低了卫生总费用，由于由政府预算决定总支出，政府对机器设备、新型技术开发和传播的投资严格控制和管理，使全社会的卫生总费用保持在较低水平。近年来英国卫生保健支出只占GDP的7%左右，远低于美国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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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及中，我国目前仍实行三级医疗体系，正面临着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公立医院的改制、医疗机构的分类管理等问题。要使社区医生切实起到“守门员”的作用，要使非营利医院切实地保持非营利特性，从而建立合理利用资源的医疗网络，这一切都需要配套政策的支持。这方面，英国NHS及其改革有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3、德国：保护弱者与谋求公正。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有足够的法律保障，总体上体现“高收入帮助低收入，富人帮助穷人，团结互助、社会共济、体现公平”的社会医疗保险宗旨。
在医疗服务体制的建设上，德国不实行医疗定点制度，任何人可以选择到任何医院、任何药店看病买药。德国严格实行医药分开，医生开处方，病人到药店买药，医生的处方权和药店的售药权严格分离，医生不得建议或暗示病人到某一特定医院买药，这就避免了医生滥用处方权与药商共谋的情况。在德国药品不是一般自由交易的商品，药店需要病人凭处方才能卖出定量的药。
德国的门诊和住院是严格分开的，门诊服务由个体医生负责，住院服务需要门诊医生的转诊手续，否则医疗社会保险不予报销。德国医生认真负责，服务态度也很好，这与医院对医疗质量安全的严格管理密切相关。如果因责任心不强导致患者伤亡，医生不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会立即遭到解聘，并被没收医生执业执照。同时，因为严格按照区域卫生规划的标准确定区域内医生的数量，不少地区取得医生执业资格非常不容易，因此，医生也就相当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态度认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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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已证明，“广覆盖、低水平”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是可行的。目前经济实力今非昔比，建立这种保险制度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也已经具备，中国社会与政府完全有经济能力建立“广覆盖、低水平”的全民性医疗保险制度，关键是政府的投入和人们的观念要到位，要设立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照顾制度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试想，如果政府不是公务用车投入大于医疗投入+教育投入之和，如果社会和谐公平得不至于使各种“福利腐败”愈演愈烈，如果医护人员的医德医风不会严重滑坡，中国的医改就既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又有了稳固的精神根基，那么成功的希望能不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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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确保《意见》所描绘的全民医保蓝图不会落空，为使新一轮的医改不会在《意见》划定的时间表中搁浅，我们在举首翘盼与回顾历史之同时，不妨放眼全球，并有选择地看看人家国外的全民医保是如何实施的。
先看一组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2002年部分国家医疗支出资金来源统计表明，中国政府的公共投入为16%，而私有化程度很高的美国达44%，澳大利亚为66%，德国为82%，日本为85%，丹麦则高达87%。而从纵向比较，1980年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占40%。这一数字的下滑程度显然是惊人的。看到这组数字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公平性排名中，中国为何排在第188位，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保健制度状况报告》，我国的医保制度可谓赫赫落后。这么说吧，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新加坡位居第6，日本排名第10，它们是进入全球前50名的仅有的两个亚洲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没法比，即使中东、非洲许多发展中国家诸如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和拉美的哥伦比亚，也比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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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是已经很少的投入，花得也不是地方。原因之一，政府投入的2/3花在了只占全部人口1/3的城镇人群身上，而大部分农村人口享受不到这部分投入。原因之二，政府投入的68%花在专科医院的临床治疗方面，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预防性等不适宜市场化的机构和部门。卫生部前不久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经济原因，全国约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应住院而不住院。发改委官员也同时坦承，百姓个人负担医药费用比例过大，全国40%的城镇居民、72%的农村居民看病需要自掏腰包，而个人医疗支出比重还在不断加大。
且看以下西方各国是如何实施全民医保的。
1、美国:民间私保为主，政府特补为辅
有位叫李书隽的教授给某媒体的记者讲了个故事：美国一位30多岁的冠心病患者，有一天突然发病倒在路旁，被急救车送往附近医院。经检查发现，他心肌严重坏死，重度心衰，已经没有办法再施实治疗。医院当即为他实施了心脏置换手术。心脏置换术价格昂贵，患者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出院的时候到了，患者仍欠着医院20万左右美金。医院一查他的情况，发现他没上医疗保险，但有“穷人证明”，医院向政府报了账后，政府立刻支付了医疗费用，于是患者轻松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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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老弱病残或是穷人，不论患了何种病，只要还有办法实施治疗，不论采取何种医疗手段，医院都会去做，然后帮你去找钱报销。”李书隽说，“但这是美国国情决定的，我国无法相比：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DP)中用于投入医疗的比例高达14%以上，我国的GDP总值远远比不上美国，投入医疗卫生事业的比例也只有不到5%，而我国人口总数又是美国的4倍多!”
美国医疗服务体制的市场化有其自身的优势。它能够通过供需双方的博弈，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不同消费需求；它是在强有力的管制条件下进行的，医疗质量安全方面有较好的保证。
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在科技和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势地位，成为各国纷纷效仿的榜样，然而其医疗保险制度，却不被许多研究者看好。中国市场化取向的医疗改革带来“看病难、看病贵”现象，被某些学者诊断为患有“美国病”。
美国的医疗保障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它是以民间的私营医疗保险为主，政府辅以对特殊群体的社会医疗保险与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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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国：渗透“福利国家”理念。英国的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呈金宇塔型，底部是初级保健——全科医疗，塔尖是三级医疗专家服务，患者从塔底部向塔尖，然后再从塔尖向底部方向流动。
英国的医疗体制被称为国家卫生服务体制(National Health System，简称NHS)，是典型的全民福利型医疗体制模式，“福利国家”理念渗透其中。这种体制主要由政府提供医疗保健，公立医疗系统提供的服务覆盖99%的英国人。私营医疗作为NHS的补充，服务对象是收入高、要求高的人群。
NHS分三级管理体系：社区医疗服务保健体系，按城市行政区划设立的医院，及政府在某些城市中兴办一定规模的专科医院。医疗管理网络中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拨款(约为85%)，另外部分来自医院特需服务，以及病人就诊时的处方费收入。
NHS有许多优点，比如它能合理利用卫生资源。英国的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呈金字塔型，底部是初级保健——全科医疗，塔尖是三级医疗专家服务，患者从塔底部向塔尖，然后再从塔尖向底部方向流动。这个网络赋予全科医师守门人的角色，使得大部分健康问题在这个层面得以识别、分流，并通过健康教育等预防手段得以控制，充分合理利用医疗资源。而且，它覆盖面广和基本免费的特性，保障了“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公平性。NHS还降低了卫生总费用，由于由政府预算决定总支出，政府对机器设备、新型技术开发和传播的投资严格控制和管理，使全社会的卫生总费用保持在较低水平。近年来英国卫生保健支出只占GDP的7%左右，远低于美国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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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及中，我国目前仍实行三级医疗体系，正面临着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公立医院的改制、医疗机构的分类管理等问题。要使社区医生切实起到“守门员”的作用，要使非营利医院切实地保持非营利特性，从而建立合理利用资源的医疗网络，这一切都需要配套政策的支持。这方面，英国NHS及其改革有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3、德国：保护弱者与谋求公正。德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有足够的法律保障，总体上体现“高收入帮助低收入，富人帮助穷人，团结互助、社会共济、体现公平”的社会医疗保险宗旨。
在医疗服务体制的建设上，德国不实行医疗定点制度，任何人可以选择到任何医院、任何药店看病买药。德国严格实行医药分开，医生开处方，病人到药店买药，医生的处方权和药店的售药权严格分离，医生不得建议或暗示病人到某一特定医院买药，这就避免了医生滥用处方权与药商共谋的情况。在德国药品不是一般自由交易的商品，药店需要病人凭处方才能卖出定量的药。
德国的门诊和住院是严格分开的，门诊服务由个体医生负责，住院服务需要门诊医生的转诊手续，否则医疗社会保险不予报销。德国医生认真负责，服务态度也很好，这与医院对医疗质量安全的严格管理密切相关。如果因责任心不强导致患者伤亡，医生不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会立即遭到解聘，并被没收医生执业执照。同时，因为严格按照区域卫生规划的标准确定区域内医生的数量，不少地区取得医生执业资格非常不容易，因此，医生也就相当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态度认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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