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带回乡村的话题往往是手术室、麻醉剂和挥舞小刀的医生。一个村妇好容易被说服到了手术台上。当她被皮带扣紧时，她突然惊跳起来，高声尖叫：我看到一群送葬的人围着我，要杀我!完成骨盆手术后又把白色药片放到她嘴里，说帮助她入睡。护士一离开她就把药吐了，害怕这些穿白丧服的人是给她毒药的另外一批要给她送葬的人。她也非常恐惧住院，周围没有亲戚朋友，只有行为古怪的传教士和医生。

    当然也有不少人疾病解除了，对医生和传教士的偏见消失了，但因此直接导致对上帝的精神信仰的人少之又少。来自贵州的一个肿瘤病人写了如下感谢信：“回家后，我将每天烧香点蜡，向地磕头，回谢神圣的基督和上帝及上天的庄严崇高，我将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纸上广泛向众人传播。”他把基督、上帝、佛道和天混为一谈。传教士福特在山东登州传教时，被民众认为是圣人孔子的化身，鼓动人们向善。不少中国人把基督圣礼加于道佛仪式之上，就认为完成了转变。一些传教士认为，中国本土缺乏对罪恶的忏悔、悲伤和把基督作为救世主的欣喜，许多人把基督当作“泥神”祭祀，当下可能是虔诚的，但仪式结束之后，就像一场弥散和一场戏剧结束，对其日常的行为方式的影响微不足道。

    另一方面，传教士也经历着心灵的忧虑。伯驾忏悔道 ：“每周我都急于医治所有病人的身体，但至今还没有唤起他们的灵魂对天国的渴望。”到二十世纪初，医学院和医院规模不断扩大，医院作为福音传播的功能则不断退化。以协和医学院为例，1920年后，以传教士医生为主体的外国职员大幅度下降，差不多由没有宗教背景的外国人取代。外籍教授从100%降至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