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很少写书家的评论。

    原因之一，是觅不到好字。1989年林散之先生仙逝，预示着传统型士人书风的结束。

    可以说，林散之是座高峰。近20年间，很多妄为的书家自诩已经“超林”，这实为笑耳。目下的书坛，真正能坐下来悄悄做点学问者甚微，举旗呐喊者倒是不少。这些“字”非霸气即悍气，或怪气与俗气。在书时非雕即琢。雕琢历来是艺术创作之天敌——匠人也。气韵才是风神，风神则非胸中清淡性灵供养不可。甲申夏杪，偶见恭达墨迹，于今浮躁的书坛能见到这等有着士人家风的法度，窃多欢欣。没想到当今书坛，还有这样一位默默背负起供奉绵绵文化历史使命的士人。后听说言恭达乃“南方夫子”言偃的后裔。言氏一门，道德文章传两千余年，其清风朗朗、白云昭昭。

    正雅之风 清淡之气

    近日，我常做中国艺术精神中“道、器”问题的思考，特别是有些学者用西学来治东方艺术精神的寻绎，总给人“道有不昭”之疑。西学可以借用，但绝不是阐释东方艺术精神的钥匙。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东西方两种哲学思辩方式的迥异性，产生了两种对宇宙宏观思维物质模式的差异性。两种大文化背景思维的殊同，必然会形成两种审美体系的原则差异。我始终认为，东方艺术还是以东方哲学精神来解释是唯一的正确途径。就书画艺术审美标准而言，也是这样。

    学者章学诚在《言公中》云：“文，虚嚣也；道，实指也”。这里“文”作“艺”解，“道”作“义”解。这里就引出了一个东方审美精神中以人格对物格的审美方式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历来都把人格意识作为衡量艺术家与作品优劣的审美原则，这是一个突出的审美现象，已早为学术界认同 ......